卡夫卡，祖国的局外人

导读

民族意识极强、始终捍卫捷克语不被侵袭的捷克人，并未将卡夫卡这位德语作家视为自己人。

很多年前，米兰·昆德拉被迫离开布拉格时，移民官递给他一个地球仪，他慢慢转动着，寻找自己想去的地方。最后他问移民官：“您还有别的地球仪吗？”

昆德拉与布拉格乃至捷克的缘分似乎到此为止。捷克人一向对他不感冒，他也摆出一副打死不回捷克的态度。

作家与祖国或故乡的关系，并不总是温情脉脉，昆德拉就是一例。当然，这不能阻止某些人的美好想象，在他们眼里，名人与故地就像鱼和水，永远和谐。所以，你总能见到那种昆德拉如何怀念捷克，捷克人又如何以昆德拉为荣的说法，即使它与事实完全相反。

其实，无论是昆德拉念念不忘的“布拉格之春”，还是连一扇玻璃都未打破便宣告成功的“天鹅绒革命”，都展示了捷克人温和而不妥协的个性。所以，他们对留守者的尊重远大于流亡者。而且，这个弹丸小国虽诞生了众多文学大师，但捷克人似乎天生不爱拉远读者与作者的距离，习惯不卑不亢不仰视，也从不因外界追捧而左右自身喜好。因此，相比昆德拉，捷克人显然更喜欢赫拉巴尔和克里玛。

当然，昆德拉后来改以法语写作，也是他不被捷克人待见的重要原因。与他类似的还有卡夫卡，捷克人对这位以德语写作的大文豪的感情，远非一般人想象中热切。即使，卡夫卡的痕迹在布拉格随处可见。捷克人也乐于提起卡夫卡对布拉格街巷的无所不知，喜欢引用卡夫卡挚友约翰内斯·乌尔齐狄尔的那句“卡夫卡就是布拉格，布拉格就是卡夫卡”，但请相信我，这一切也许只是为了游客。那些把卡夫卡与布拉格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想法和文字，也许从一开始就错了。

布拉格广场前的喧嚣与落寞

去年和今年，我两赴布拉格。第一次算是圆梦，第二次则是因为第一次的沉迷其中。坦白说，这个城市已被游客包围，以至于有一定程度的失真，但这无碍它的精致美丽。

21岁那年，卡夫卡曾描述自己的夜间漫游，笔下所涉及的建筑与街道，几乎与今日布拉格毫无区别。这里有太多卡夫卡故迹，某些攻略还会附送一份“卡夫卡地图”供你按图索骥。可光鲜之下，没有多少人想起卡夫卡的落寞。

弗兰兹·卡夫卡，生活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小说家

弗兰兹·卡夫卡，生活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小说家

布拉格极适合行走，而我恰恰是个城市暴走爱好者，只要是心仪城市，一天走上二十公里毫无压力。这个距离已足够在布拉格市区内转上一大圈，走遍许多游客未曾到达的角落，至于那幅“卡夫卡地图”更是不在话下，它是一个很小的区域，即使卡夫卡曾屡屡搬家。

卡夫卡出生时的捷克处于奥匈帝国治下，他在犹太商人家庭长大。在捷克语中，“卡夫卡”是“寒鸦”之意，卡夫卡父亲的商铺便以寒鸦作为店徽。不过，他从小接受的是德语教育，这也是他日后以德语写作的根源。

布拉格老城广场西北角有一栋尼古拉斯教堂，隔壁那栋房子是许多人寻访卡夫卡的起点。它就在广场入口处，外墙有卡夫卡胸像。对面小店卖好吃的肉桂卷，总是排着长队。1883年7月3日，卡夫卡在这里出生，一周后依照犹太传统举行割礼。

这栋如今光鲜亮丽的房子为重建，原先的房子建于1717-1730年间，本是尼古拉斯教堂神职人员的办公室，1787年因国王下令改善犹太区环境而改为住宅。卡夫卡仅仅在此住了不到一年，次年五月便举家搬走。1887年，这栋房子被烧毁，只留下大门和走廊，后在此基础上重建。如今，楼内有一间关于卡夫卡的展室。楼下则是咖啡厅，名叫卡夫卡之家。门前空地仅一个篮球场大小，与老城广场相接，也被视为广场，并命名为弗兰茨·卡夫卡广场。

卡夫卡之屋（图）

卡夫卡第一次搬家，是从老城广场西北角到了西南角。这栋楼如今是蓝色墙身，在精致华丽的广场一带也算出彩。五岁时，卡夫卡再次搬家，这次是从广场西侧到了东边，即Celetna街2号，又名西克斯特屋，门上方刻有“1796”字样，但实际建造年代可上溯到1220年左右。卡夫卡在此居住的时间同样不长，仅仅是1888年到1889年间。

不过，在如建筑博物馆一般的老城广场中，“金榔头饭店”才是最早能与卡夫卡扯上关系的建筑。它位于广场北侧，粉色墙身，雕花细致。早在卡夫卡尚未出生的1882年，其父经营的第一家商店在此开业，同年又与卡夫卡的母亲结婚，一年后生下卡夫卡。

中间为金榔头饭店（图）

卡夫卡曾无数次在广场间穿行，遗落自己的敏感。他曾在信里写到一次童年记忆：“我小时候，有一回得到了六便士，非常想给一个坐在老城广场和小广场间的年老女乞丐。我琢磨这恐怕是乞丐从未得到过的粗暴数目，而我要做这么件粗暴的事，在她面前会多么羞愧。于是我把六便士换成零的，先给那女的一便士，沿着市政厅建筑群和小广场的拱廊转了一圈，像个社会改良家再从左边出现，给了另一便士，又走开，这样兴冲冲地反复了十次（或许少些，我相信那女人因失去耐心而离开了）。总之，最后我无论身体和道德上都垮了，赶回家大哭，直到母亲又给了我六便士。”

那时的卡夫卡，住在著名的“一分钟之屋”。1889年到1896年间，卡夫卡一家在此居住，他的三个妹妹也在此出生。“一分钟之屋”为红色斜顶建筑，墙面有极其漂亮的绘画。这些画作制作于1615年左右，叙述圣经和其他各种神话故事。尽管是单色绘画，但仅靠明暗深浅，已经使得画作栩栩如生。墙角上有一个白狮像，是1712年加入的装饰，当时的住客开设了白狮药局，因此请人制作此像。药局营业了130年，随后被一位烟草商接手，之后便是卡夫卡一家。卡夫卡在这里读完了小学，他每天穿过广场东行，来到如今同样游人如织的火药塔附近，进入他所就读的德语小学。

老城广场（图）

卡夫卡的上学之路，主要经过Celetna大街，我曾多次在这条街上往返。这里有一家数百年历史的老餐厅，环境典雅，是各路攻略普遍推荐的去处，可惜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味道着实一般。这条街的商业气息也嫌太过浓郁，遍布着各种纪念品商店，终日人头涌涌。读中学和大学时，卡夫卡一家又搬到了这条街上的一栋大楼里，卡夫卡的卧室在临街的二楼。

卡夫卡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时代，住处从未离开老城广场范围。大学毕业后，他在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短暂工作，地址在老城广场与瓦茨拉夫大街之间。

瓦茨拉夫大街当时还颇冷清，如今已是布拉格最繁华的商业街，面对着捷克国家博物馆的圣瓦茨拉夫广场，则是布拉格之春与天鹅绒革命的“主战场”。卡夫卡后来工作了14年之久的工人工伤保险公司，其旧址如今是一家酒店，旁边便是布拉格最大的购物中心，靠近游客涌涌的市民会馆和火药塔。

圣瓦茨拉夫广场（图）

总在这一带打转的卡夫卡曾对朋友说：“这里是我就读过的高中，那边的建筑是我就读过的大学，左边一点就是我的办公室”，然后他用手指围成一个小圆圈说：“我的一生就关在这里，在这个小圈圈中。”

孤独者走过查理大桥

卡夫卡出生时，奥匈帝国已摇摇欲坠，民族矛盾明显。在斯拉夫人占据多数的布拉格，讲德语的犹太人是少数，因此卡夫卡始终有着极大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即使在家中也未被淡化，他的父亲性格专断，简单粗暴，以至于卡夫卡一生都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

有人曾这样描述卡夫卡的矛盾：“作为犹太人，他（卡夫卡）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种族问题同样困扰过卡夫卡。1914年，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一生中遭受的最沉重的伤害（来自布拉格）”。1920年的反德和反犹运动让卡夫卡更加彷徨，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布拉格不会放开我们的。我们中间哪一个她也不会放开。这位母亲长着一双利爪。”

但布拉格毕竟包容了卡夫卡。关于这一点，差异巨大的卡夫卡和哈谢克能够并存是最好的证明。与内向的、坚持德语写作、素食并滴酒不沾、不敢出版自己作品的卡夫卡相比，哈谢克是个酒鬼，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是个美食家，也很外向，他在一个小酒馆写作并为了一点啤酒而卖掉文稿。北岛曾写道，正因为卡夫卡与哈谢克的不同，后来布拉格人用“卡夫卡式的”这个词来形容生活的荒谬，而把对这种荒谬的藐视以及用幽默消极抵抗暴力的态度称之为“哈谢克式的”。

卡夫卡的文学成就也的确与布拉格的多元文化有关，有人认为：“卡夫卡的消失标志着从捷克－日耳曼－奥地利－犹太混合体中产生的布拉格知识界的结束，这个混合体曾在几个世纪中起着支撑和激励布拉格的作用。”

布拉格包容了卡夫卡的敏感脆弱、彷徨无助，也包容了他的人生。他这样记录自己第一次性经验——刚过20岁的他在一个酷热的夏天认识了家对面服装店里的姑娘，他们通过手势联络。一个夜晚，他们去了旅馆，直到凌晨，“我们穿过查理大桥回家。我，当然幸福，这幸福的含义仅仅在于我那呻吟的身体终于平息了。而最主要的，这幸福在于整个事情并没有更令人作呕，更肮脏……”

查理大桥是如今布拉格人气最高的地方，布拉格的一河两岸，在我眼中犹胜巴黎塞纳河。这座1357年建起的大桥，历经沧桑而不倒，并成为欧洲最美之桥。

查理大桥和远处的城堡山（图）

1919年6月19日，卡夫卡在日记中提及，自己和妹妹奥特拉经过马提尼新桥回家，在桥上望向查理大桥，“桥在夜里展现着奇特的夏夜之光。”

第一次前往布拉格时，我就根据卡夫卡这段记录，选择了马提尼桥旁的一家酒店。酒店斜对着城堡山的阶梯，从客房里凭窗望去，可见城堡山美景。走出酒店，穿桥而过，对岸就是卡夫卡长大的犹太区。我也曾学着卡夫卡，在马提尼桥上望向不远处的查理大桥，感受那“夏夜之光”。

这种夏夜之光，如果在大桥靠近旧城区一侧的塔楼上观赏，更是绝美。从塔楼望下去，大桥向河对岸延伸，更远处则是城堡山，再远处则是或蓝或暗的天空。我更喜欢黄昏时登上塔楼远望的感受，白天尽管天色极蓝，但过于明朗，倒是黄昏时，不管有没有夕阳，都透着一股神秘。

尼采曾说：“当我想以另一个字来表达音乐时，我只找到了维也纳；而当我想以另一个字来表达神秘时，我只想到了布拉格”。

也许正因为这神秘，卡夫卡对查理大桥一直十分喜爱，友人曾回忆：“我经常会为卡夫卡如此钟情查理大桥而吃惊，他从3岁时便开始在桥上游荡，他不但能说出大桥上所有雕像的典故，有好多次我甚至发现他竟在夜晚借着路灯的光亮在数着桥上的石子……”卡夫卡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则是：“我的生命和灵感全部来自于伟大的查理大桥。”

黄金巷里的喧嚣与孤独

顺着查理大桥或马提尼桥向城堡山走去，就可以到达人们最熟知的卡夫卡故居——黄金巷22号。1916年到1917年间，卡夫卡和妹妹在此居住，潜心写作。

在所有旅行攻略里，黄金巷都是重中之重。不过，这条神秘街道如今已是游人如织。我第一次到访时，正值三月淡季，可一个台湾旅行团和一个大陆旅行团仍将这里挤得水泄不通，第二次到访更是盛夏七月，恰是旺季，小巷里塞满了人，吓得我不敢流连。

黄金巷其实是当年宫廷仆人和工匠所居住的地方。国王鲁道夫二世迷恋上炼金术后，便将炼金术士安顿在这里。后来，小巷变成贫民窟，尽管它与王宫仅几步之遥。许多潦倒文人都曾在此居住，其中就包括了卡夫卡。

这条小巷并排着二十余栋小房子，都十分狭小，大概在十平方米左右。有些布置成展厅，还原当年模样，摆一张床，一个小桌子，一个缝纫机，还有些杂物，便只容人转身了。卡夫卡所居住过的22号也是如此，外墙被涂成蓝色。如今它是一家书店，已看不出旧日格局，但可以想见，卡夫卡在此居住时，一榻一桌何等局促，而《城堡》这样的巨著，便是在这里完成。

巷口那栋房子如今是咖啡馆，并命名为卡夫卡咖啡馆。它开业于1999年，当天是卡夫卡去世65周年纪念日。卡夫卡当然无缘在此喝咖啡，他生前常常光顾的是希贝斯卡大街的雅可咖啡馆。在黄金巷居住期间，他每天都会去这间咖啡馆写作，仅靠几片面包果腹。一个女人注意到了他，坐在他对面，阅读其作品，那是《变形记》的手稿。她离开时，留下一张便笺，由侍应递给卡夫卡，上面写道：“我不得不承认，我喜欢上了你和你的作品。”

这位名叫马琳娜·杰森斯卡的女子曾是一位记者，还出版过不少著作。当时她已是作家波拉克的夫人，但并未向卡夫卡透露。此后，他们开始通信传情。杰森斯卡的睿智与见识，都使得她能够成为卡夫卡的交流对象。

1920年，卡夫卡偶然得知杰森斯卡是有夫之妇，痛苦之下与之断绝来往。后来，卡夫卡坐在咖啡馆昏暗灯影里给杰森斯卡写了最后一封信：“我现在已经记不起你脸庞的样子了，只有你离开咖啡桌那一刹那的背影及衣饰历历在目。”

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卡夫卡去世后，杰森斯卡搬回布拉格，1939年被纳粹送往集中营，并在那里死去。

他们留下了大量信件，有许多关于卡夫卡作品的交流。而卡夫卡给杰森斯卡的第一封信是这样开始的：“马琳娜女士，下了两天的雨终于停了，为了庆祝这件美事，我决定给你写信……”

想来，恰恰是杰森斯卡的出现，才让卡夫卡从上一段失败爱情中走出吧。在那之前，他与菲利斯第二次解除了婚约。

菲利斯是柏林人，是那个时代里当属前卫的职业女性。她认为卡夫卡并不适应社会，卡夫卡则认为结婚会使他失去写作的自由，他曾写道：“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二人在观念上无法调和，两度解除婚约。

卡夫卡的爱情从没有朝夕相对，总以书信进行，这是他的个性使然。在与菲利斯通信的五年里，他写成了《蜕变》、《审判》和《城堡》。二人解除婚约后，菲利斯结婚，搬到美国。后来，因经济状况不佳，她将600页之厚的卡夫卡情书卖给了出版社。

卡夫卡曾写道：“结婚生子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但终其一生，他都未能走出自己的世界。

从黄金巷出来，沿阶梯向上，便可到达圣维塔大教堂和旧时王宫。沿着王宫向外走，则是城堡的城墙，在此可以一览布拉格老城风光。

城堡山上望旧城（图）

如此华美的城市，却只能让卡夫卡有更大的疏离感。见怪不怪的他甚至这样写道：“不过是一座形状寒碜的市镇而已，一堆乱七八糟的村舍，如果说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那么，唯一的优点就是它们都是石头建筑，可是泥灰早已剥落殆尽，石头也似乎正在风化消蚀。”

圣维塔大教堂（图）

在布拉格城堡中穿行，很容易想起《城堡》。正如卡夫卡的其他作品一样，“城堡”也是个隐喻，代表着孤独封闭的内心世界。

布拉格乃至捷克的历史在他笔下也是苍凉的——“它反复地被侵占、反侵占、被轮流侵占；它不时地更换国旗和标语牌；一种语言今天被禁用、明天恢复、后天又被禁用；一种口号突然流行又突然消失……”

如果你要探寻这些历史，犹太区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犹太区里的尘归尘、土归土

犹太人也许是布拉格命运最为坎坷的群体。如今走在犹太区，都是繁华商业街，可在当年，这里总是阴冷灰暗，街巷窄而肮脏。卡夫卡对这里无比熟悉，去世后也被葬在了犹太区的墓园里。

如今的布拉格不会放过任何展示卡夫卡的机会，墓园入口处就有卡夫卡之墓的指示牌，墓前总有来自世界各地读者的献花。

我喜欢在欧洲的老墓园里流连，因为它大多宁静沧桑，却又不失情趣。即使是乡间公路旁的小墓园，你也可以坐在其一角的大树下静观，看尽生死。布拉格的犹太墓园更因其故事而尽显沧桑，这个城市曾经历过的坎坷，犹太人曾经的苦难，都在这里无声诉说。

1923年起，身患肺结核的卡夫卡辗转求医于柏林、布拉格和维也纳，但已无力回天。他生命中的最后六个星期都住在距离维也纳不远的一家疗养院里，那时他已失声。1924年 6 月 3 日，卡夫卡辞世，数日后，葬礼在布拉格新犹太墓园举行。

卡夫卡之墓（图）

墓碑呈灰白色，形似方尖碑，但下窄上宽。这并非卡夫卡的独立墓碑，而是家庭墓穴，他的父母分别于 1931 年和 1934 年去世，与卡夫卡合葬。人生终究是尘归尘土归土，各种隔膜与距离，也在身后一一消解。

卡夫卡的父亲粗暴专制，作为一个曾经历过生存艰难的犹太商人，他固执地奉行实用主义，希望卡夫卡能成为标准的中产阶级犹太人。可卡夫卡的孱弱身体、对写作的热衷、孤僻的性格，都让父亲十分失望。

卡夫卡选择了妥协，他考取大学时没报读文科，但也没有完全听从父亲意见。他深知自己没有选择喜欢职业的自由，但可以在自身意愿和父亲意志间寻求平衡，“关键是要找到一个职业，从事这个职业我便可以无所顾忌地沉溺于这种冷漠之中，而同时又不至于过分伤害了我的虚荣心”。

因此，他选择了法律，并在毕业后进行了一年法律见习，《法律门前》和《审判》等作品中的法律元素，恰恰来自于他在这一年里对布拉格法庭的认识。

即使有了工作，卡夫卡仍然无法逃脱父亲阴影带来的心灵重压。1907年10月，他到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任职，没干多久便辞职。一方面是因为工作时间太长，使他难有充裕时间写作，另一方面则是经理与父亲酷似，1919年11月，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回忆道：“我在那儿向经理提出辞呈，理由是这样骂人我受不了……在这方面我是深有感触的，从在家里时起就有了。”

1908年7月，卡夫卡开始在布拉格官方开办的工人工伤保险公司工作。一干便是14年，直到1922年7月因肺结核退职为止。也是在这14年间，他打通了自己内心的广阔世界，完成了几乎所有重要作品。

墓碑下方还有一块黑色大理石的薄碑，上面刻着卡夫卡三个妹妹的名字，她们分别出生于1889年、1890年和1897年，去世的时间却统一写为“1942年-1943年”。没人知道她们确切的死亡时间，也没人能找到她们的尸骨。在二战中，她们都死于纳粹集中营。

捷克人并未忘记二战，犹太人更不会忘记惨痛。就在这个墓园里，还有一块又一块与卡夫卡妹妹们的墓碑相似的黑色大理石墓碑，墓碑上都不止一个名字，死亡时间都在二战期间。这些死亡者并非以家族为单位，而是以职业为单位，比如作曲家、视觉艺术家等。列出来的名字当然不全，所以墓碑下方还会刻上“还有其他许多人”的字样。

这阴冷的记忆，甚至让人对卡夫卡的早早去世有释然之感。如果不早逝，卡夫卡有能力逃过二战的苦难吗？他会不会也成为集中营里的一员，木讷呆板地穿着囚衣，被赶入毒气室？而他的著作，也许更无法得见天日。

结语

也有人认为，如果卡夫卡能经历二战那个大时代，并成功脱逃集中营的残酷，避居海外的话，那么以其睿智和深刻，将写出更具时代意义的作品。我对此论调不以为然。

我们常常以为宏大叙事就是记录历史的唯一路径，但卡夫卡早已告诉我们并非如此。人们常常会陷入狂热，甚至被裹挟入邪恶的洪流，革命、战争，莫不如是。但总有那么一些人，选择关注人类自身的生活，正如克里玛所写道：“与历史的宏大潮流相比，他（指卡夫卡）提供的经验微不足道；与丰富多彩的生活相比，他描绘的图景也许很微小。当人们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什么是宇宙意义的答案时，卡夫卡的主角却在徒劳地寻求回答最普通的问题，企图超越他们居住的空间界限。”

也正因此，毕生以德语写作的卡夫卡，早已超越了布拉格这座城市，无论你置身何处，都可以感知卡夫卡的世界和心灵。这是真正的卡夫卡，而那个被布拉格商业化、世俗化的卡夫卡显然不是真相。

歌德曾说：“布拉格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而卡夫卡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先驱的地位也无可争议，二者看似“绝配”，但却非如此。如今的布拉格，那些遍布大街小巷的卡夫卡纪念品共同制造了一道迷雾，遮蔽了历史上的那段格格不入。民族意识极强、始终捍卫捷克语不被侵袭的捷克人，并未将卡夫卡这位德语作家视为自己人，而生活在奥匈帝国时代、讲着德语的犹太人卡夫卡，同样是多种文化碰撞出的天才，并非布拉格专属。那个被纪念品异化的卡夫卡，注定只属于游客。

注：本文原标题：《在布拉格，卡夫卡只属于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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