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戎

王戎(234—305)，字浚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生于大富之家 ，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

一、加入七贤

在七贤当中，王戎的年纪是最轻的，他比山涛小二十九岁，比阮籍小二十四岁，比稽康小十一岁。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德行篇》，可以得知，在稽康受刑而死的时候，王戎二十九岁，则王戎九岁的时候便认识稽康，同时还交往甚密。王戎之认识阮籍是在十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王浑，官任上书郎与阮籍是同事并有亲交。王戎也跟著父亲住在尚书郎的官舍中，阮籍每一次来拜访王浑，谈不到几句话，就转到王戎的房间，这对忘年之交，一谈就是大半天。阮籍这样对王浑说：“浚冲清俊绝伦，不是你比得上的。与阿戎说话，比与你说话来的有趣多了。”虽然这样，但王戎毕竟在气质上，抱负上与阮籍、稽康有很大的不同。

二、七贤中的俗物。

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排调篇》，王戎比起这几位前辈，王戎少了他们的思想家，文学家的气质风度，相反的却充满了世俗的官宦之志，所以阮籍讥讽他为俗物。可是王戎也反驳的说像你们这样的人，还有谁可以扫你们的兴呢？可以知道阮籍、稽康等，这些人不管任何事情其实对他们而言都是无所谓的，也许我们可以知道王戎的性格中可能不是这样的人，在王戎的生长背景中，他是一个富家子，他有理想的抱负，他要晋升仕途，可以得知多少家庭的背景给了王戎影响。

三、入世入仕

1、宦海生涯，与世浮沉

生在门阀世家，有深厚的家庭背景，自幼又被视为神童的他，又有官宦之志，很自然的便走入官场。魏甘露二年（西元二五七年），王戎二十四岁时，被司马昭争为相国橼（宰相的属官），而推举他的，就是那位司马昭前的红人锺会，锺会是明理派清谈的代表人物，基本上是反对七贤的，也就是他是稽康走上死亡之路，而身为「七贤」之一的王戎竟然接受他的举荐而为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戎的世俗性，使他在波澜起伏的政界中，几次化险为夷，而升到司徒的贵显地位，终以老官僚结束一生。

2、由出仕看王戎

对於王戎的出仕，其实也是不用过於讶异的，因为从王戎的生长背景来看，生於官宦之家的王戎，从小可以说是耳濡目染，应该也可以说是接受不少父亲的思想，同时也可以说是他看多了所谓的官场冷暖，因此王戎有他一套特殊的保身方法在这个浮浮沈沈的官海之中，也因为这样，王戎的避祸思想，也就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有著很大的影响。

四、百善孝为先

1、母丧之忧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德行篇》，在这一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和峤虽然遵守礼制服丧，但是比起王戎而言，王戎可以说是在精神上比和峤更加的悲伤，王戎的悲伤虽然不一定符合礼制，但并不是这样就是说他不够悲哀，反而在精神层面上，更胜过和峤一层。是一种精神上的极大悲哀，也就是说他的悲伤已经到了不能用行为去表现出来，甚至已经到了所谓的哭不出来的地步，或许样说有些的悲哀，可是在世说中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的确是悲伤的过度。

2、框世虚名与实至名归。

在魏晋的风潮中，我们可以知道因为九品官人法的影响，因为有许多想要晋升仕途的士子，有很多的人，都有所谓的假孝、假慈、假悲、胜至於假义，已博取是世间的名声，来作为自己晋升仕途的途径之一。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王戎这个人是一点都不做作，毫不虚假的放开自己的情感，不为世俗的眼光。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锺，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伤逝篇》，王戎是个重情感的人，不管对於初生之子，尽管初生之子对於王戎是没办法有所谓的感情可言，但是王戎却依旧对其子有深刻的感情，由此可知王戎是一个重情之人。

五、俭吝

1、吝啬之过

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俭吝篇·2》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俭吝篇·4》

王戎女适裴頠，贷钱数 万，女 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俭吝篇·5》

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 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筭计。《俭吝篇·3》

由这四则记录中，我们可以知道王戎极端的吝啬。

六、明哲保身的老官僚

元康九年（西元二九九年），王戎六十六岁，由於贾后想要专权，以致於发生了愍怀太子的废立事件，贵为太傅的王戎却始终保持沈默。第二年，赵王司马伦等又起而杀贾后，这时被视为贾后同党的数十个高级朝廷官员，也同时受到牵连而被诛杀，王戎的女婿尚书左仆射斐頠也是其中之一，王戎因此受到牵连，但是由於他的明哲保身，所以仅是辞职下野，而没遭到生命的危险。此后的八王之乱发生，晋王室面临著空前的危机，王戎虽然也被卷入这政治的漩涡中，但他却是学习著古代君子伯玉的榜样，尽量避免卷入这场风暴中，虚与委蛇周旋著。

王戎一生，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位高爵显，身当国家重任，但却对朝政一无贡献，只是一味的逃避求荣，阿谀求全。对於王戎这个人而言，可惜的是他的以前的政治抱负，在他掌握大权时，却因为一味的避祸，而对国家、对人民，并没有做到贡献，十分可惜；但是我认为，这也许也是在乱世中一种生存的方式吧！就竹林七贤而言，王戎是有些愧於一个「贤」字的。因为王戎之於山涛皆为入仕之人，山涛虽有后人评：「贰臣」，但他为官尽责、选贤与能，此番作为是有利於老百姓的，在这样的时代里，许多人在朝为官只为享受荣华富贵，而他愿意为老百姓的福祉努力实在令人感动，至少为魏晋政治这个黑暗期带来一丝的光亮；所以，相较之下，我是比较欣赏且认同山涛的方式。

由之整理于2012年六月

石城无乐斋

下一页：返回上一页：阮咸

阮咸

一、生平逸事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开封附近）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与籍并称为“大小阮”。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他的父亲阮熙，官至武都太守；在“竹林七贤”中，关於阮咸的各种史料很少，但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是任达不拘，一是音韵高手。尤其善弹直颈琵琶，直颈琵琶后改称阮咸，简称阮。

阮咸不仅擅长演奏，也精于作曲，唐代流行的琴曲《三峡流泉》据说就是他所作，李季兰在同名诗中有“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的诗句。195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持阮弹奏的阮咸画像，神情专注。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杆挂大布犊鼻褌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世说新语》之《任诞篇》，在七月七日这天有晒衣习俗，阮咸家贫，竟以长杆挂犊鼻裤（短裤、贫贱者之服，魏晋名士夏日喜欢穿犊鼻裤，表示洒脱）于院中，与北阮纱罗锦绮形成对照，自然地表现出阮咸任达不拘礼节，然而亦说明，阮咸虽家贫，而其士族之优越门第和身分并不减。阮咸虽未能免俗，但所作所为亦不同流俗。这时候的他其实还只是个少年，但作风却也与阮籍不相上下，而那位以“穷途之哭”而著称的阮籍，就是他的叔父，两人合称为“大小阮”。虽然叔侄间有辈分差距，但却不拘形迹，经常像朋友一样共同游息，那种放浪不羁的生活作风，也的确各有千秋。

阮咸和阮籍一样，生平也很鄙视礼法。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崇尚老庄之说，鄙视种种所谓的繁文缛节；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当代权贵们的一种实际抗议。由于此时的政治主流乃是以礼法为主，主张“以孝治天下”，不同于曹操当时的“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把原本抛弃了的礼法，拿来当成为巩固权位的藉口。阮籍曾愤懑地说：“礼教岂为我辈而设。”

而阮咸也在母丧期间，穿著孝服，骑驴去追自己私恋的一个鲜卑婢。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任诞篇》，这种超越自古的传统礼制，其实都是对礼法尊严的一大讽刺。因为当时的礼法已经失去它原先的意义。在当时礼法甚严，阮咸纵情越礼，放浪自适、饮酒享乐的行为，或多或少阻碍了他的仕途。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任诞篇》，其实猪也是天地万物所生，又何必区分地位的高低及卑贱。想想仲容与群猪为瓮共饮盛况，也能体会他“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那种放达不羁的豪气。且阮咸的“达”是任意而为之，随心所欲，较不同于阮籍的“达”是因对世俗礼法无奈而为之，这是他们两个不同之处。

然而这些行为，在名教社会，有冲击礼法和解放个性的积极作用。因为在当时，一些礼法之士卑鄙而无气节，名士们的不拘礼法恰好是对礼法虚伪的揭露及抗议。因此，不拘礼法仅只是其一方面的表现，而还有另一方面的表现。

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赏誉篇》，（晋书阮咸传）说：“山涛举典选，曰：‘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这对阮咸是很高的评价，阮咸虽不拘礼法，而能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不为外物移心，这乃是老庄玄学之素养，越名教而任自然。这表明不拘礼法乃其表现形式，而贞素寡欲为其内心世界，此乃名士的精神本质。如果仅有不拘礼法，则不过是狂人，是不能成为真正的名士。只可惜，晋武帝仍以阮咸的沈溺於酒乡，不予以重用。

二、阮咸与荀勖

七贤之中，除了阮籍、嵇康对音乐有深厚的素养外，阮咸也是杰出的音乐天才。他虽然名列“竹林七贤”，但他的文学作品并没有流传下来，反而是因音乐上的成就而为世人所认识。颜延之说他：“达音何用深，识为在金奏”，即是赞扬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很高。

荀勖善解音声，时论为之暗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后有一田夫耕於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识。——《术解篇》，阮咸的神解，当比荀勖暗解为高，阮咸是真正了解音韵的，他之所以批评荀勖，本来也是出於好意，希望他能够发现自己的缺点，有所改正。无奈荀勖本人，心高气傲，自以为音乐造诣旷世无敌，面对阮咸的指责，更视为是存心捣蛋，并在晋武帝前进谗言，贬除了阮咸的职位。但也由於这样，而使阮咸在中国音乐史上获得地位。由此可发现，“酒与音乐”正是阮咸生命中的两大精神支柱。

三、另一个阮咸

如果说，嵇康是当代的操琴名手，那麼阮咸就是当时的琵琶大家。武则天在位时曾有人在古墓中得一铜器，身正圆似琵琶与“竹林七贤图”中的阮咸所弹的那件乐器相似，当朝太常少卿元行冲认为乃晋朝时阮咸所作器也，於是命令属下，改用木头照著这个铜器的形状来制作，弹出来的声音高雅、清亮，再加上阮咸本人善弹此琴，所以这种一度被称为中国琵琶或汉琵琶的乐器，就有了自己专用名称——“阮咸”。阮咸又分为大、中、小阮，其实都是同一种，只是大小不一样。

四、阮咸作品选

1．律议

勗所造声高，高则悲。夫亡国知音哀以思，其民困。今声不合雅，惧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长短所致。然金钟磬是魏时杜夔所造。不与勗律相应，音声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时人为之，不足改易。

注：勗所造声高：中书监荀勗校太乐，依古尺更铸铜律吕，以调声调，则得高音。

2．与姑书

胡婢遂生胡儿。

注：此是阮咸致姑书中的一句话，原文无专集可查，只在《世说新语·任诞》中有关此事的记载。又：《竹林七贤论》曰：咸既追婢，於是世议纷然，自魏末沈沦闾巷。逮尽咸宁中，始登王途。而在《阮孚别传》中又有记载：咸与姑书后，姑答书曰：鲁灵光《殿赋》曰：胡人遥集於上楹，可字曰遥集也。可字曰遥集也。故孚字遥集。

由之整理于2012年六月

石城无乐斋

下一页：王戎上一页：刘伶

刘伶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市）人。“竹林七贤”之一，擅长喝酒和品酒。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他身高仅一公尺四十，不仅人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刘伶身长六尺，貌甚醉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容止篇13】 ）但是他的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有和阮籍、嵇康很投机，遇上了便有说有笑，因此也加入了七贤的行列。

他在官职方面，做到建威参军。据说在泰始年间，他初上意见书，主张“无为而化”之说，却被斥为无益之策。当时同辈们都得到高第官位，只有他被罢了官。罢了官以后的刘伶，更是日日「醉乡路稳宜频到」，终于嗜酒寿终。反而在那文人动辄被杀的乱世得以苟全性命而寿终，也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了。

《晋书》本传记载说，他经常乘鹿车，手裏抱著一壶酒，命仆人提著锄头跟在车子的后面跑，并说道：“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那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听了，笑了起来，终于把拳头放了下来。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醀然已醉矣。——《任诞篇》

（有一次，他的酒病又发作得很厉害，要求妻子拿酒，他的妻子哭著把剩馀的酒洒在地上，又摔破了酒瓶子，涕泗纵横地劝他说：“你酒喝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请你一定要戒了吧！”刘伶回答说：“好呀！可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没法戒酒的，必须在神明前发誓，才能戒得掉。就烦你准备酒肉祭神吧。”他的妻子信以为真，听从了他的吩咐。于是刘伶把酒肉供在神桌前，跪下来祝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取过酒肉，结果又喝得大醉了。）

从这骗取酒肉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他滑稽多智、放荡不羁的一面。不但是人，就连鬼神也不放在眼中。关于喝酒，竹林七贤裏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喝酒，但刘伶却独以酒而闻名，可见他的酒量之多。他的喝酒，或许同阮籍一样，是因为受逼于黑暗的政治，污浊的社会，但他确能沉醉在酒乡的混沌世界中，不像阮籍、嵇康是充满著愤懑之心的，阮籍甚至还在酒后吐了血。他喝酒的方式也是极其豪迈的。伴随著狂饮而来的，自然是行为上的放荡。

刘伶是个醉鬼，他的思想接近庄子。刘伶经常沈湎于酒中，无视礼仪，任性胡为。从嵇康、阮籍那裏学到一些皮毛，放荡荒唐、玩世不恭者有之，学识胆量皆无，终日醉醺醺。他好赤裸身体，时常在家裏脱光了衣服饮酒。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

（客人进屋找他，假如有人来讥讽他，刘伶大言不惭，他就傲然地说道：“天地是我的房屋，室内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裏来？”）此外他更将这种境地，表现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酒德颂》中。作品《酒德颂》，“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活在污浊的乱世，却又无力挽救当时的社会，刘伶只好放浪形骸，同时阮藉著酒醉的言辞行动，来表示他憎恨虚伪的道德礼教，以及自己内心对自然纯真的追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酒是务，焉知其馀。

“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电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攘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待侧焉，如踝赢之与螟蛉。”

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有所谓大人先生者，他将宇宙看做是自己的家，以为一万年不过是转瞬之间而已，他随著自己的意思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行也好止也好，只有酒是他的乐趣，其他的乐趣他瞧都不瞧。贵公子、搢绅处士们，听到他的风评，没有一个人怒目相向的，拿礼法来非难他。但先生手中却不停地拿起酒杯，拂去落在髯上的浊酒，陶然醉倒。他不觉寒暑，也没有利欲之情，将这个世上的杂然万物，完全看做是漂流在大河上的浮萍。”

这样的人生观，也不外是“齐祸福、一死生”的老庄思想。《晋书》本传说他：“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未尝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颂》一篇。”在文章中，他藉著所谓的“大人先生”寄托了他求追精神自由的心境，并攻击那虚伪的世俗礼教中的贵公子、搢绅处士。全文充满了奔放自在的讽刺意味。

阮籍虽然厌恶那个社会，但他却不得不活在魏朝的官僚社会裏，尤其与专权的司马氏有著若断若离的关系，使得他满腔的苦闷，一旦发泄出来。便成为锐利痛快的怒骂（《大人先生传》）。而刘伶则与之相反，一开始便在官场上不得意，不被那个官僚社会所接受，因此他在《酒德颂》中对于礼法之士所表现的不屑，便尽是一片揶揄嘲笑的态度了。

由之整理于2012年六月

石城无乐斋

下一页：阮咸上一页：向秀

向秀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他又与吕安同在山阳地方灌园以自给。山阳是嵇康住宅所在之地，可见他们三人交往甚密。但是种田、栽培蔬菜并不是他们的嗜好所在。以田园工作换取生活所需，一旦有了空闲，就相携出游于大自然间，逃脱政治的黑暗樊笼，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虽然他们三人的行止如此亲近，但向秀的性格却是与嵇、吕相异，嵇康傲世不羁，吕安放逸而超迈俗人，向秀则好读书，所以常被他们所嘲笑。三心灵的交流从向秀的《思旧赋》可看出：“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不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

据晋书本传的说法，向秀是喜好老庄之学的，但是从年轻时就喜欢读书的向秀，对儒家思想也是相当有研究的。他二十岁时，曾写过一篇《儒道论》，从他后来的《庄子注》一书中的思想满可以约略猜出，这篇文章大约是想将儒道两家的思想做一调和。（《儒道论》现已失传）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 ”向秀有感于历来读《庄子》的人虽然很多，但为之作注者却很少，便想替《庄子》作注，完成此工作后，请嵇康、吕安批评，看完之后，几乎给予一致的赞叹。可见向秀的《庄子注》确乎超越了有旧家的注解，而直通庄子的心灵，故颜延年的《五君咏》：“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晋书》本传：“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史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今日向秀的《庄子注》已佚失，其中一些佚文散见于张湛的《列子注》中。

向、郭的《庄子注》，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哲学著作，也是当时崇有派的代表作品，其中许多观点是和贵无派对立的。这部著作，力图把道家学说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而且，更多地从儒家观点修正了道家的学说。何晏、王弼的贵无学，主张不要干涉门阀世族的特权，使世家大族的利益得以无限地扩张；而何、王的贵无论，到向、郭崇有论的转变，反映了魏晋时期门阀世族的内部争权及发展过程。

祟有论：在本体论方面，向、郭不赞成贵无派“无能生有”理论，提出了“物各自造”和“造物者无主”的说法。认为万物的形成和变化都是“自己而然”，万有本身就是自足的，在万有自身以外并没有生化万物的独立实体；所谓无，只意味著万有的自生自得；万有都是永恒存在的，虽变万化，终不能归于无。这种学说，否定了道和无生化万物的观点，肯定了万有的实性。但这种学说也同时否认了万有之间在时间上有因果的联系，否认了万物进化的过程。

这种崇有论，表现在社会问题上，提出了“天理自然”和“安分自得”的人生观，得出了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结论，认为自然和社会的秩序都是自然而然的，人物的各种差异和它们所处的各种地位也都是天然合理的；万物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追求自己分外的事情，自然就会感到自由和快乐；无为并非消极无所作为，而是所作所为不应超过自己的本分；圣人身居富贵之位，同样可以享受山林隐士的清高生活等等。所有这些观点，在于论证名教并不违背自然，要求社会各阶层都能于自己的等级名分，以巩固已有的秩序。

难养生论：向秀的思想之有异于嵇康，尚表现在他的《难养生论》一文中。《养生论》为嵇康的作品，文中主张寡欲养生，而向秀却持反对的看法，他的这种思想是将魏晋时已经盛行的老庄思想中尊重自然的想法加以推广，但是从他的表现和论理过程，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已是站儒家的立场。纵使他对老庄思想有极度的兴趣，但却不曾以此来做为他生活态度的指针。所以，后来嵇康和吕安被处死的事件发生时，他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受到当朝者的注意，准备援引为官。这也是他们思想的歧异之处。曾与司马昭的有过对谈，司马昭当时掌握实际政权。

嵇中散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蹉。（箕山是山名，传说尧要让位给巢父、许由，二者不愿接受，就隐遁在箕山，故箕山之志即隐居之志），即使向秀在处理实际问题和思想与他的两位好友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在互相争论中愈亲密，因此他对于两位死于非命的好友，那种痛惜哀伤之情，是发自本心的。自洛阳归山阳嵇康旧居时，忍不住写下了有名的《思旧赋》，文中所表现暗藏的政治黑暗与恐怖，呈现消极抵抗政治的态度，司马昭死后，向秀仍继续做他的官，只是极不得意。晋书本传说：“后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卒于位。”不任职、容迹而已，可看出他仅挂个做官的空名，还能保持这个空有其位的空名罢了。

由之整理于2012年六月

石城无乐斋

下一页：刘伶上一页：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