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9月16日，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三届年会在武汉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出席并就中国的创新人才培养发表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的面对这个数字。我们有14亿人口，我们号称我们勤劳勇敢智慧，我们号称重视教育、重视科技、重视人才。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还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还是刚刚起步，文革刚刚结束三十多年，但无论怎么样，我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科技质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请大家别忘了1900年我们签订《辛丑条约》赔款九亿八千万白银的时候，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沉重的现实。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在晚宴的时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教育部给大学松绑。大学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的太长，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的拔苗助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的重视教育。他笑咪咪的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我们有一千四百万中小学教师，我们虽然口口声声希望孩子培养创新、独立思考的思维，但我们的老师真的希望孩子们多提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吗？这和我们的部分文化，师道尊严又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在创新的路上的确还背负了沉重的文化枷锁。

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的开始了。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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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授的风骨，让今天的叫兽汗颜！

2014-10-29时代屋——文/杨开亮

同为橘，逾淮而变枳，地气使然；同为人，逾时而变质，时事使然。人生一世，风骨为重，风骨源于骨气，骨气出自骨头，肾主骨生髓，一个被抽掉了骨头的知识分子，一个大势已去的宫廷阉人，焉来风骨？故前者成为犬儒，后者统称太监。犬儒与太监的共性是，没有是非，只有利益，忠于主子的是这类人，摇身一变陷害主子的也是这类人。一个连人格都不要的人，还奢望他能对其主子忠贞不二从一而终？崇祯帝危难时，想召集一次御前会议，而莅临者只崇祯一人。那些每天三呼万岁的文武大臣哪里去了？那些每日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哪里去了？那些誓死捍卫皇上的太监哪里去了？崇祯如梦初醒，泪如雨下，对家人也是对自己仰天长叹：愿世世代代不要生在帝王家！可怜袁崇焕们剐的剐跑的跑，剩下一堆软溜溜的糊涂蛋怎能撑起大明万里江山？

没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组合的国度，永远是脆弱的。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就是风骨，就是那颗”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鲁迅是铜豌豆，毛泽东认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岂止鲁迅，经历过五四精神历练的民国教授们又有几个是吃软饭的？那是真正的教授啊，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虽非圣人亦不远矣。他们的人格、骨气、言论经得起跨世纪的检验，可谓历久弥新。时至今日，在他们中间我们找不到反民主的教授，也找不到污蔑国民素质低的教授、更找不到自愿去势的阉人教授。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奉行君子不党的教授，不合作的教授，拒不做官的教授，视尊严为生命的教授。

傅斯年一生不党，拒不做官，他认为：教授做官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傅斯年才华横溢，桀骜不驯。朝野上下，唯有傅斯年翘着二郎腿跟蒋介石讲话。蒋介石对傅斯年的恃才自傲也不放在心上，相反，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1946年初，蒋介石要补充一个国府委员，直接点将要傅斯年。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求才心切，要求”大家劝他”。任凭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从1938年起，傅斯年以社会名流的身份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强敌入侵，国难方殷，然而国民党政府自身的腐败和黑暗已使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傅斯年以学者的良知和责任，直言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数次揭露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腐败无能，由此而得”傅大炮”之名。傅斯年弹劾孔祥熙时，蒋介石为平息此事，特意请他吃饭，并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的回答是：”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大气磅礴的傅斯年，不畏权势，敢讲真话，”虽千万人，吾往矣。”胡适说，傅斯年”无沦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力量”，使浑浊不堪的权力集团不得不有所忌惮。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流血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对傅斯年的骨气，连一向目空一切的李敖也赞誉有加：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蒋介石到台湾后，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在台湾的地位。

遗憾的是，这位敢说话、办实事的台大校长，来台湾不到一年，就在参加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时突然倒在了议会厅。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4岁。傅斯年逝世后，蒋介石亲临追悼会致祭，参加追悼会者5000余人，哀荣至极。

与傅斯年同时代的还有一位教授叫刘文典。刘文典因跟蒋介石拍桌叫板而名噪当时。他的经典理念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

1928年，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当时蒋介石刚掌握大权不久，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正像美国的学校拒绝奥巴马演讲一样，八十年前的中国教育也是独立的。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对此刘文典的解释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安徽大学闹学潮时，蒋介石传令刘文典当面向他汇报。刘文典对蒋介石给教育部下达的通知里使用了”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十分不满，声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见蒋介石时，他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如入无人之境，对蒋介石视而不见。蒋介石冲口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傲然应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蒋要刘交出在学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要严惩罢课学生。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

刘文典书

蒋介石拍案而起：”刘文典，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简直一个封建遗老!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文典反唇相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遂以”治学不严”的罪名，把刘校长关押。此事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后来，经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等说情、力保，陈立夫又从中斡旋，蒋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刘文典虽然被迫离开了自己创立的安徽大学，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请他担任国文系主任。蒋和国民党当局都没有干预，刘一直在名牌大学做教授，讲授《庄子》，一样头角峥嵘，桀骜不驯。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当教授们的人格尊严受到挑战的时候，没有人去拍马逢迎，他们宁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抛弃地位以保持尊严。学者傅国涌提供的张奚若教授”要蒋介石滚蛋”的事例，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抗战期间，身为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的张奚若被聘为国民参议员，有一次开会时，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蒋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当局寄来路费和通知，他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1946年初，他应学生邀请，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做了一次大为轰动一时的讲演，听众达六、七千人，他在正式讲演前大声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尽管蒋并没有因此为难他，但他要公开说出这些话无疑还是需要勇气的。没有担当也就没有尊严可言，真正的尊严来自学者的骨气。

如果说张奚若的不合作是为尊严而战，那么，柳诒征教授的言论则是为国家而战。柳诒征教授训斥政府官员：”没有民主修养就不配做民主国家的官吏”！

柳诒征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授。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和东北大学；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学，并担任南京图书馆馆长、考试院委员、江苏省参议员。抗战胜利后，柳诒征当选为江苏省参议员，凡与国计民生有关之事，他总是仗义执言。一次，参议会开会时，省主席及各厅厅长均列席被质询。会上，教育厅长为一件事指责参议员吹毛求疵，柳诒征当即拍案而起，声色俱厉地说：”你是我在高等师范时的及门学生，何以这样糊涂，不明白民主精神？你须知道参议员时代表人民行使神圣的任务，你们不过暂时负一时治权责任，应当小心，敬听主人翁代表的意见。没有民主修养就不配列席会议，就不配做民主国家官吏！”

教育厅长一时被训斥得面红耳赤，呆如木鸡，而全场则掌声雷动。

马寅初教授是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家，他与蒋介石的一段恩怨，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学者的铮铮铁骨。马寅初教授有句掷地有声的话：”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抗战期间，马寅初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难财。1940年他给陆军大学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他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马寅初连续发表文章与演讲，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痛斥孔宋之流的无耻，使国民党政府大为头疼，也遭到很多权贵的忌恨。宋霭龄、宋美龄等人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要求对马寅初进行严厉处置。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训斥道：”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末了，蒋介石说：”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叫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去吧！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

蒋介石知道后很生气，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对校长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置之不理。孔祥熙为了拉拢马寅初，想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也遭到他了的严词拒绝。

走笔至此，顿生万端感慨。时移世易，对比之下，无论学识品格，还是胆识风骨，今之曰教授者，有几人能超越他们的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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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精神虚脱

2014-10-24周凯 中国青年报

导读

新华社报道，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将卸任，中山大学校长许宁生调任复旦大学校长。他曾说，现在大学精神有点迷失，出现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精神虚脱。作为全社会来讲，包括大学，功利主义盛行。

在很多中国高校多年来一直发誓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英国职业与教育调查公司QS最近公布了“2010亚洲大学前200名”排行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连亚洲前10名都没进。中国高校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复旦105周年校庆前夕，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杨玉良校长。

1、校园鼓乐齐鸣闹哄哄建不了世界一流大学

记者(以下简称记)：早在1993年7月的干部会议上，清华大学就提出到2011年建校100年之际，争取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而此后，清华大学又公布了具体的时间表，即2011年力争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2020年努力在总体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北京大学也在1998年就宣布用17年时间，即在2015年把北京大学建设为世界一流大学；2004年，北京大学主动为这一“计划”延期，认为需要更长时间，但同时表示，肯定有一批优秀学科会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有了两位“老大哥”带头，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学“创世界一流”运动风生水起，中国大学集体陷入“创一流”的焦躁状态。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杨玉良(以下简称杨)：我经常提到两点差距：一是在大学精神上的，包括教授、学生的精神素养；二是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说到底还是办学自主权不够。

一个世界一流强国，不可能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应该是全世界优秀青年学者们的聚集地；凡是在这里学习的人，都会把这里当做他一辈子的精神家园。要达到这些非常不容易，大学的精神、品位必须非常高。所以，我反对任何形式的在学校中莫名其妙地闹哄哄，鼓乐齐鸣，因为这会降低学校的高雅性。高雅不是培养精神贵族，而是要培养精神境界高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心中不仅装着民族，而且装着全人类的问题，如气候问题、环境问题、核武器问题等等。

2、大学出现精神虚脱国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骨不能没

记：我们的大学精神缺失是什么原因？

杨：现在大学精神有点迷失，出现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精神虚脱。作为全社会来讲，包括大学，功利主义盛行。具体到老百姓，就是嫌贫爱富。

大学应率先回归到大学本身的高尚上去，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

老说改革，坚持和回归与改革的差别在哪里？

现在的改革和国际接轨比较多，虽然这也重要，但对大学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大学都是这个国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骨。大学的精神不能虚脱。大学教师必须真正崇尚学术崇尚真理，对国家、民族包括整个人类要有非常强烈的责任。大学一虚脱，这些就都没了。

功利主义体现在教师身上，就是教学上教会你考试，人才培养上只要你能找到工作就可以；学生也是这样，选择的专业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而是根据自己出来能否当大官，赚大钱；教授的功利主义，就是奔着SCI和课题项目，忘了做学问才是他们一切的出发点。

所以我明确赞成鲁迅对“才子加流氓”的批判，另外一个就是“才子加帝王气”。这些会贻害科学、贻害社会。南开大学原校长毋国光曾说，办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办一个氛围，让社会看起来，你真的是一个纯洁的学术殿堂。

如果连大学里都有贪污受贿、权色交易，那社会还有什么信任可言？

3、大学过分赶时髦 成为就业服务站

记：功利就摆在眼前，学生要就业，老师也有职称和收入的压力，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杨：现在我们学术至上的精神坚持得不够。再看看当年西南联大，那时学者也有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啊，但当时为什么就能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所以说，现在缺的是精神。

作为教育来讲，就业是一个结果，但不能把就业作为目的，本末不能倒置。就业不是一个学校能包揽的，就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有关系。经济不好了，岗位就少，就业可能就有问题。就业还和学生自己的选择有关系，如果不一哄而上，我们有一个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架构，就业也会得到改善。

当精神虚脱后，大学就开始过分地赶时髦，成为服务站。

大学一定要注重自己的传统。世界一流的大学表面上看起来都显得很保守，剑桥、牛津、耶鲁都是以保守著称的。

所以，大学教育不能纯粹为了就业。学校教得好不好，学科布局合理不合理，招生太多或太少，社会经济情况如何，企业的用人理念，学生的选择和就业观念……一系列的因素决定了就业的情况。社会上现在有种不良倾向，把就业都怪罪于学校，这是不对的，学校只是负责各环节中的一部分。高校不能像农民，今年大蒜好卖就种大蒜。

我反对现在大学从边缘移向中心的观点。大学不是边缘也不是中心，它有自己的位置。

4、中国不出大师是因为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记：您认为理想的大学的使命是什么？

杨：现在学术也被异化了，学术直接成为了赢利手段。有一个表现就是办些低层次的班。应该有一批人为了学术而学术，但现在这样的人很少。如果大学里的教师也没有这样的人，就有问题了。知识分子的特点，应该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说，学术是有使命的，每一个从事学科基础研究的人都是在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所谓的“钱学森之问”，不出大师，实际上就是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社会责任是大学存在的相当重要的价值。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的学者应当站出来，写文章说话，发警世之言，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解决之道在哪里。大学的学者不应做破坏性的讲话，而是做建设性的讲话。

当社会出现各种问题，国家处在转型时期时，学者们应当研究清楚，我们该往哪里走。中国历史上，包括“五四”、“两弹一星”，都是学者在关键时刻作的贡献。我们的肩上承担着民族文化的积淀、传承和发展，对世界优秀文化吸收的责任。只有大学有如此综合的功能。大学如果有所失范的话，那么对国家的毒害性就非常大。所以我真诚希望所有大学的领导，包括国家的领导人看到这一点，否则过分功利化的倾向会把大学引向歧途。

当前来讲，回归和坚守，比改革更重要，回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回到大学应有的状态。大学担负着培养一代代精英的责任，像北大、清华、复旦这些学校培养的人以后的素养怎么样，决定着国家的走向。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这批人的素养甚至决定着世界的安宁。所以二战之前，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表示担心，发现德国、日本的法西斯教育特别危险，果然这代人出来以后世界不能安宁。

记：回归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有什么具体的做法？

杨：首先要废除荒唐地对一个人、一个学校进行评价所谓的定量指标，比如SCI。哈佛大学罗尔斯教授，15年不发表任何文章，一直琢磨他的《正义论》，现在这本书成为了经典著作。但他讲课非常认真，当他讲完一学期的课后向大家告别，学生们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他已经离开教室很远，学生还在鼓掌，为他的学术精神而鼓掌。有在场的中国学生问，你们要鼓到什么时候？他们回答，要这个教授在很远的地方仍然能听到掌声。

我们有没有这种精神？我们的这种评价指标就有点像改革开放初期分房子一样，算分，一篇SCI多少分，这样的评价怎么能培养出真正的学术大家来？复旦正尝试用更科学的评价方法，比如，一个院系搞得好不好由国际专家来评估。

5、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对世界文化了解宽容是领袖的资质

记：20年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杨：复旦为什么要进行通识教育？因为20年后中国不得不扮演负责任的强国、大国角色。要有这么一批人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按照现在的人才培养成长规律，35岁~45岁是极其关键的，这些人现在正在校园里学习。这些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第一，全球视野，非常开放的心态。不要像美国的政治家一样，觉得美国是最好的。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派个军队打掉你。不要忘了，这个世界存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东西。这个世界如果只存在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的话，就是世界末日。因为文化也像基因一样，需要杂交后产生新的文化，不能太狭隘。

第二，要对本专业有深入的理解，否则你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一批学术大师是不行的。

第三，他们的伦理道德标准怎么样？贪婪的美国金融家在华尔街折腾，使全世界遭殃。你要培养这样的人吗？

第四，有适当的口才和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不管与哪个民族、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不管从事任何专业，都需要沟通能力。

第五，对自然和人文必须有批判性的理解。不要以为科学家就不需要人文素养，那只是一个科学工匠，成不了学术界的领袖。学术领袖必须是一个人格上非常完整的人。一流的科学家都有深厚的哲学素养，甚至连哲学家都为之惊叹。

所以，要澄清几个概念。通识教育是一个理念，不是和专业教育对立的。在这个理念下，专业课程、专业基础教育和应用类学校的专业课程有什么差别？我们会更加强调这门学科的智慧，强调基本学术思想、方法和学术史，而不是仅仅教你考试、解题的技巧。

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容忍和宽容，又有专业基础，这样的人在今后的各种领域里面，才能成为领袖。我们通识教育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正在改进。

6、大学校长不光是找钱的

记：回到您的身份上，有人说国外的大学校长都是去找钱的，您认为大学校长的使命是什么？

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大学校长一是找钱，一是找人。这是一个误解。找人的话也是本学科的人先去找，找钱当然也要找，但不是校长的根本任务。我总结了一下，大学校长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校长和他的教授要出来发警示之言。

第二，大学校长是社会道德的楷模，自己不能失范、失德。

第三，大学校长是大学使命和传统理念的守卫者，包括新的传统的创造者，是一所大学精神的代表。

第四，大学校长是这所学校学科宏观布局的总设计师，具体如何办好一个学科则是该学科的教授与专家的事。

记：按照您说的标准，给自己打多少分？

杨：最多65分~70分，我在不断地努力。所以说，一个大学校长，第一，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来阅读，因为世界上是没有大学校长这个专业的；第二，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写作；第三，必须要给自己有冷静思考的时间；第四，必须是全校教职工的校长，不是新闻媒体的校长，也不是上级官员的校长。

7、大学能改变社会现实吗

记：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多以应试为主，到了大学之后，4年内是否很难把已经接受了十几年的应试教育理念改过来了？

杨：对。这给我们造成了困难，但是不能因为困难就随波逐流。只要我们坚守大学使命，不是说把它改变过来，至少有所改进。而且坚持几代人的话，就会不一样。所以，大学要保证一定的保守性，否则如果老是受世风的裹胁、浊浪的席卷，那么大学在起到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这方面的作用就没有了。大学的领导都要明白这一点。如果连我们都不坚守的话，问题就比较大了。反复地强调，不断地坚持，多年后就会看出效果，我们得有这个理想和信念。

原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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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年科技支出达5千亿元 鲜有世界级科研成果

时政新闻新华网2014-10-21 06:52

新华网北京10月20日电（“新华视点”记者方列、王存福、韩洁、余晓洁、娄辰）近日，多名院士、大学教授因陷科研经费腐败丑闻被查，科技投入问题再次成为社会热议话题。几乎与此同时，《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获批，有力地回应了公众关切。有专家称，这一方案的出台，意味着我国科技投入的管理将出现历史性转折。

根据全国政协的一份统计材料：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科技支出超过5000亿元，而1978年这一数据仅为52亿多元，不到40年，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增长了近100倍。”

与巨额投入形成鲜明对比，是近年来，我国真正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和大师级的科学家还鲜有出现。那么，巨大的科技资金到底流向了何处？

“碎片化”“聚焦难”令科研资源利用效率低

天河系列高性能计算机、探月工程、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器、超级水稻……改革开放以来，863计划、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科技计划等取得了一大批举世瞩目的成果。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些年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的产出与国家发展的要求相比还远远不够，突出表现在科技计划碎片化和科技项目取向聚焦不够两个方面。”科技部科研条件和财务司司长张晓原说。

张晓原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的各种科研计划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分别由不同的部门管理。各部门之间缺乏互相沟通协调，由于计划的多头管理，各部门通气不够，条块分割造成资源配置碎片化，导致科研项目聚焦不够，项目多头申报。

2014年上半年，中央巡视组在对复旦大学的专项巡视中发现，该校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混乱现象突出：经核查，2008年至2013年，复旦大学有25个项目在同一时间多渠道申请获得资助，属于重复申报课题。而业内人士表示，类似的情况在各家大学和科研机构内均不同程度存在。

资源配置“碎片化”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科研项目目标聚焦不够。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副司长田保国介绍，以当前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大气污染科研项目为例，就存在重复交叉问题：自身部门已经立项的和即将立项的重复，各个部门之间也存在重复立项的问题。原先至少有8个部委参与、193个立项，其中很多是重复立项，经过整合后去掉了18个项目。

根据财政部的统计，近8年来，我国科技研发资金投入已经接近3万亿元。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学术成果和技术创新并不尽如人意。在基础研究、社会公益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领域，我国和世界科技强国差距明显：目前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不到科研支出的5％，远低于创新型国家15％以上的比例。不用说中国科学家与诺贝尔奖等国际重要科研奖项屡屡失之交臂，即便是写出了数量不少论文的科研成果，其质量也不容乐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统计显示，我国每篇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平均6．92次，而这一数据的世界平均值为10．69次。

科研经费监管失控，“跑冒滴漏”流失严重

近年来，随着科研经费的增加，不少人把科研经费当做“唐僧肉”，“跑冒滴漏”严重，甚至有人想方设法中饱私囊，最终锒铛入狱。

那么，巨额的科研经费是如何通过层层审计监管，最终被人贪腐流失的呢？记者对近期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了梳理：

虚列劳务费用——2010年9月至2011年6月，曾任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院长的宋茂强在担任北京邮电大学“面向新型网络应用模式的网络化操作系统”子课题的团队负责人期间，利用审批和分配科研资金的职务便利，伙同他人，以虚列劳务人员名单的方式，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央财政资金68万元被私吞，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收集发票冲账——原山东财政学院“微山旅游规划”和“傅村镇旅游规划研究”课题组，以差旅费名义分37次报销各地到佳木斯的单程火车票1505张，金额28．36万元，占2008年至2011年该项目拨入经费57万元的49．75％。

借壳套现——原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院长陈英旭，利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苕溪课题”总负责人的职务便利，采用编制虚假预算、虚假发票冲账，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国拨科研经费900余万元冲账，划拨到自己实际控制的“壳公司”账户上。

面对触目惊心的科研经费贪腐案例，不少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认为，一方面是科研经费在监管上存在漏洞，另一方面则是体制滞后迫使科研人员不得不违规操作。

浙江大学一名教授说，学校对科研资金的管理态度，基本上是谁搞到的资金由谁负责。拿到科研资金之后，学校提取一部分管理费，剩下的基本上就是科研项目负责人说了算。

至于科研资金怎么花，虽然也有规定，但这些规定基本形同虚设。比如，这位教授说，他曾做试验需要用到一种压缩机，因为一些特殊的要求，只能找厂家进行特殊改造，费用4万多元，比普通的价格高4倍。去报账不能过关，最后只好另外找一些发票才解决。

山东省科学院一名材料学专家说：“发达国家对科研资金的管理更注重结果管理，也就是说提出一个科研目标，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具体怎么花钱，科学家有很大的自由度。而我们国家对科研资金的管理属于过程管理，在申请项目的时候，就定下来钱怎么花。只要花钱过程中不出问题就行，至于出没出成果，反而没人真正关心。”

政府放手具体项目管理，杜绝“跑部钱进”

“科研经费腐败频发，跟现有的科研管理体制的行政化有关。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行政权力直接控制了科研操作，缺少专业的评估机制。在课题来源上，存在着严重错位，没有权力的科研人员拿不到经费，为了拿到经费只好采取贿赂等方式，整个行业完全被扭曲。

储朝晖说，香港科技大学实现了经费和科研人员不见面的机制。行政人员为研究人员提供服务，研究人员不会与供货方接触，只需要向行政人员提出要求，经过评估后，行政人员实现其要求，行政人员对此还要留据备查，这种经费管理经验值得借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微博)认为，需要建立学术同行评价机制，转变对研究人员的行政性考核，一改当前的量化评价指标。同时，取消科研提成制度，科研人员的待遇不与申请课题经费挂钩，而是实行年薪制，“在国外，年薪制和终身教授制度、学术自治，是保障学术自由，激发学者科研创造活力的最基本制度”。

张晓原表示，此次改革将明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重点支持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科技活动，对其他量大面广的、企业自主的项目以普惠性政策和引导性为主的方式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和成果转化。

政府将在顶层依托专业机构管理项目实现“放手”。张晓原表示，将组建一批专业化项目管理机构，通过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受理项目申请，组织项目评审立项，过程管理和验收。

“不是科技部集中管理，也不是原来各管各的，整个资源通过联席会议制度进行管理。”张晓原说，通过建立由科技部门牵头，财政、发改等相关部门参加的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联席会议，共同制定议事规则，负责审议科技发展战略规划、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的布局与设置、战略咨询与综合评审委员会的设立、专业机构的遴选择优等事项。

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表示，在科技计划的管理上，往高站一层，往后退一步，干政府该干的事。往高站一层，将来政府部门科技管理重点管宏观、管规划、管政策、管布局、管监督、要效率。往后退一步，政府不再直接管项目，分配项目经费、课题经费，杜绝“跑部钱进”。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连宁表示，现在一些科技、课题带头人掌握着大量资金，他们自主支配，因此称谓也在变化，不叫科学家，而改称老板。对此，应该结合即将出台的新规，解决部门空间内存在权力寻租、高校教师话语权相对较弱等问题，使得我国有限的科研经费真正用在刀刃上，让纳税人的钱能够在国家发展、国家技术创新上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

http://news.qq.com/a/20141021/008268.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