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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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女儿罕见公开露面
毛泽东女儿罕见公开露面
微信：2015-04-16德义信水电
当毛泽东女儿李讷被推着在场内参观展品时，场内忽然爆发出震耳欲聋久久不息的掌声，观众争相拥上前，争睹李讷容颜。群众自发的有节奏的不断喊出“毛主席万岁！”的情景让人动容。一声声 “毛主席万岁！我们怀念毛主席！”的喊声让人不禁感叹：这就是民心所向，这就是人民领袖的伟大之处啊！
毛泽东女儿李讷公开露面
毛泽东的女儿，此刻她就在我的面前。从外表来看，她已经是非常衰老了，行动非常缓慢，她衰老得那样快，比起两年前我见她的时候仿佛衰老了10年。李讷今年仅仅才61岁呀，我们身边60多岁的普通人很多，但比较一下身体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她由于患严重的肾衰竭和多种疾病，全身浮肿，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她的行动十分缓慢，她不得不十分缓慢地从汽车里出来，费了很大劲才终于稳稳地站住了，然而当李讷终于站立在那里，就立即显示出有几分那种遗传的伟人气质和风度，高傲和倔强，仿佛任何力量也不可战胜。
李讷长期患病而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按照目前的医疗制度，诸如透析等项目都是需要自费的，而一般的公费药物根本无法治疗，李讷的病况已经十分严重，双肾严重萎缩，据专家诊断，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换肾，而这是不可能，李讷因为退休很早，工资标准很低，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钱来做透析治疗，更不可能做手术治疗。可以说，李讷是凭着一种精神的力量在与病魔抗争的。进屋后，大家就这样坐着，李讷早已养成了沉默的习惯，李讷的沉默也感染着我们所有的人。
习近平接见毛主席女儿
毛泽东去世后，李讷没有继承毛泽东的一分钱的遗产，无论在毛泽东在世时还是在毛泽东去世后，李讷都没有享受到一点特权。在随后的改革开放时代，李讷自然也属于那种落后于时代的人，她只是本本份份地做人，谨小慎微地依靠着那份工资生活着。对于这个火红的年代，李讷已经是一个边缘人。
李讷对生活是知足的，她似乎什么也不缺。她缺钱吗?不，实际上只要她一松口，就会有无数的人愿意为之付出。据媒体曾经报道，一位沂蒙山老区的农民得知毛主席的女儿生活 极端困苦，捐给了李讷2000元钱，但李讷把这钱转捐给了希望学校。也曾有一位港商得知李讷的困境寄来了1万港币，但李讷决定兑换成人民币之后捐献给延安老区，结果在银行被骗子将此款骗走。李讷不愿意接受别人的馈赠和帮助，她说：“这世界上还有很多比我更困难、更需要帮助的人”。
李讷的丈夫王景清，是陕西榆林人，1940年仅11岁就参加八路军，曾经做过毛泽东的卫士。一个不小心暴露出他穿的袜子，那似乎是一种解放前才有的袜子，袜筒是那种几十年前 的纱袜，袜底是用布缝的，已经补了很多的补丁，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显然是手毛泽东的影响。王景清与李讷结婚后生育有一子，他们的儿子，亦即毛泽东外孙，今年已经29岁了，目前在北京一家公司打工，勉强可以度日，但由于贫穷，至今也找不到媳妇。李瑞环对李讷的境况十分关心，曾经说过有什么问题去找他，但李讷从不愿意麻烦领导同志。能够温饱，足矣。尽管从外表来看，李讷似乎是一个落魄的老太太，但这种外表掩饰不住她内在精神的光辉，李讷是一个文化人，北大毕业，文史哲的功底相当好，她有着丰富的内在精神世界，她的沉默与无言，默默地向世界宣示着她那种内在的坚强与冷傲，那是一种不可言说的精神。在李讷身上，也体现了那种士大夫的傲骨，那种冷傲的骨气令人不得不为之油然而生出敬意。
在这个毛泽东的后代面前，我突然觉得，那些肥得流油的修正主义者贪官污吏们，是多么可怜和贫困啊!而望着李讷那羸弱的身躯，我仿佛觉得她非常富有，她的形象在变得高大，那是一种塞乎天地之间的高大，一种不可战胜的气质和性格。毕竟是毛泽东的女儿啊!毛泽东的两位女儿 生活竟是如此模样这就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纳在自己家里的一张合影照片，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似乎感觉到了有一种巨大的震撼力，还有一些苍凉，一些不平……你看，她们的住房还是最平常不过的普通房子，这在北京市里，应该算是贫民窟了吧，还有那几件再普通再简单不过的老式家具，老式的电 饭煲，老式的暖水瓶，廉价的花布门帘，特别是桌子上那个几元钱就能买到的、用来罩剩饭剩菜的用具（我不知道这种用具的名称应该叫什么），在里面肯定还有当天吃剩下的饭菜……
李敏和李纳的合影
李敏和李纳衣着非常一般，非常朴素，非常平常，完全可以和现在的老太太融为一体，甚至还不如现在普通家庭的老人们穿得好呢。说实在的，如果不说是毛泽东的女儿，谁又能將她们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啊，肯定还会以为是两个普通的下岗工人，或者是吃低保的两个老人正在话家常呢。
我们不能忘了毛主席!永远也忘不了毛主席!
我们又能为毛主席做点什么呢?又能为他的女儿们做点什么呢?只能用我尤其是用你的金手指把此文转出去,一直疯传下去…
毛泽东的在天之灵也会感谢那些无私地把这篇文章分享出去的人，因为你们才是最无私伟大的。是你们把正能量发了出去，传播了出去。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真诚的话只有三个字“谢谢您”！
原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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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想储安平: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
怀想储安平: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
编者按：2015年5月18日，储安平衣冠冢在宜兴落成，章诒和先生特意为此撰文，独家授权历史百人会全球网络首发。
1957年6月8日的夜晚，心情烦闷的章伯钧独自一人到史良家中做客，为的是表达对当天《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不满。他说了很多，最后说了一句：“将来胡风、储安平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几百年后才有定评……”
储安平真的成了历史人物。一是因为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发表了“国共民主多少与有无”的看法（原话为“老实说，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假如共chan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有’‘无’的问题了。”）。二是1957年6月1日，他在中共整风座谈会上，提出了震惊朝野的“dang天下”的观点。这在1957年短暂的春季是中国知识分子“飙”出的最高音，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是最高音。
6月11日，章伯钧来到刚递上辞呈的储安平家中。两个人都是岌岌可危，他们谈到未来。章伯钧说：“老储，你年龄不大，又有学问和眼量，可以多研究些中国的思想问题。依我看，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
时间已然过去六十载，回顾往事，可谓百感交集——
一方面，深感储安平果真是个历史人物。自民国以来，特别是自1949年以来，从大陆范围来看，能站得住、又让人记得住的文人，有几个？陈寅恪是一个，储安平是一个，还有呢？有的人还是很不错的，但出于各种情况或被淹没，或被淡忘。而储安平和他说过的话，连同他的《观察》以及他的死亡，像云一样在天空飘散，如河一般在大地流转，被越来越多的人咀嚼、记忆和怀想。我在“往事”一书里形容储安平：面白，身修，美丰仪。万不想这七个字在网上也是千百万次转发，不可思议的神奇和美妙！并非是我写得好，储先生就是这个样子。有样子的人，历来不多。
另一方面，深感中国的诸多问题依旧，有的好像还更严重了。这里只引用资中筠大姐的一句话：“一百年了，没有长进，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注二）话说得让一些人很反感，但说对了。
请愿学生到了南京，集中在中央军校大礼堂。蒋委员长莅临训话，要学生或返校读书或去孝陵卫当兵，不得再生事端。眼看事情就要告一段落，这时突然有个学生跑到讲坛，指手画脚地讲了一通，抨击政府不抗日……没人知道他是谁，只有光华的学生认出来了，他叫储安平。
储安平不是政治家，不是思想家，他乃报人，是真正意义的报人。储安平一辈子的生活和命运都与报刊、出版、新闻、言论相联系。朝于斯，夕于斯。因它而声名鹊起，因它而“一败涂地”。这里，有必要对其从业履历做一个简要介绍——
1932年7月光华大学毕业。
1933年7月进入《中央日报》副刊“中央公园”，从事编辑工作三年。继“中央公园”之后，开辟“文学周刊”。
1936年编辑出版文学期刊《文学时代》。
1938年1月从英国归来，6月重回《中央日报》创办《平民》副刊。
中日战争爆发，储安平在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安化县蓝田镇）任教期间，1943年与夫人端木露西创办袖珍书店。
经历婚变，储安平奔赴桂林，1943年冬进入《力报》，任主笔。
1945年7月在湖南辰溪县受聘于《中国晨报》，任主笔。两月后离任，赴重庆。
1945年10月在重庆创办《客观》。
1946年在上海创办《观察》至1948年12月被查封。
1949年11月《观察》在北京复刊，1952年停止经营。
1952年4月担任新华书店总店第二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事业管理局副局长。
1957年4月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6月被撤职。
这里，我先问一句：何谓报业？报界前辈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一书里，有精辟的阐释。戈氏认为：它是社会公共舆论机关，就是以揭载新闻为主，反对报纸的党派性，除军事上有时必须保守秘密，其他一切消息皆可开诚布公的宣布于民众之前，使多数人“能了解政治问题，能自下而上的判断，进而监督报纸，强制政治家，使自觉其责任的重大。”它于国家的进步，自是有非常重大关系。也正是基于报业的这个本质，当年的傅斯年才对胡适说：“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储安平非但深谙此理，且为终身之志，通过公共论坛干政。国民党执政他无情揭露国民党，共chan党执政他尖锐批评共chan党，恪守报业“中立、客观、理性”的宗旨和“独家，独特，独到”的本性，以及报人必须具备的魄力、眼光、担当等职业精神和素养。这是一个很高又极严的从业标准，远远超过加入某党、某派的条件。
“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注三）储安平始终游离在国共两党之间，别看他先后参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其实他也游离在民主党派之外。无涉军政，不党不派，他的心只守着一个“社会公共”空间，并在此安身立命。胡愈之搞报纸、搞出版，他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不是报人。储安平搞报纸、搞出版，他是报人，不是新闻工作者。说句大不敬的话，任何党派（包括强大的党派）对储安平自由主义灵魂和报人的天职本性来说，都太窄，也太矮。说他有政治野心，那才是活天冤枉！他自己就曾这样说过：“滔滔今日，有多少人能一往直前地为理想而生活，有多少人能咬紧牙关从事这样一种清寒艰苦的事业。”储安平是把一张报纸、一份期刊，当作清寒艰苦的事业干的，以此启迪民智，以此振兴国运，以此实现人生理想。这就是储安平。
办报，要有办报的头脑、胸襟、能力及手段。储安平样样具备，要啥有啥。
远的不讲，拿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来说，自跨进北京西单石驸马大街的第一步，便毅然决然地按照自己路数、理念真刀真枪地干起来。半是痴狂,半乃性情。他宣布《光明日报》不能机关化，要报舘化；党报工作经验已经过时，当回到从前旧报传统；年轻记者更要以1949年前的老报人为榜样；撤销了编辑室，所有的稿子直送总编室，自己都一一要看过。他明确新闻记者的首要任务是写新闻，新闻就是要抢先，就是要独家；社论少写，那种歌功颂德、教条主义的社论不要再写。正值“大鸣大放”，储安平立即派八批记者，分三路到全国各地调查。得知清华大学在研究改变党委制的问题，他第一时间派人去采访。从5月7日到6月2日，《光明日报》均在头版刊发民主党派和高校关于取消党委制的报道，重量级的东西，一个接一个地甩了出来……这是啥做派？这叫报人办报。要么不做事，要做就做成一流，储安平就在这短短八十天之内，让这张民主党派机关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才气过人，也傲气凌人；严于律己，也苛于待人。拙作“往事”出版后，我和《光明日报》的几位老编辑有些交往。吃饭，聊天，几乎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储安平。
他们告诉我：储安平太能干，大家都佩服他，也都怕他。
我问：为什么？
答：头天布置任务，第二天就被叫去询问——做得怎么样了？
储安平管得太细，太严，手下人跟不上，也受不了。所以到“反右”阶段，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会议室被斗得要死。手下人恨他，当然，有的是假恨，有的是真恨。这让我不由得想起老舍说的话：一个人爱什么，就死在什么上。
最后，我想强调储安平是个作家，极为欣赏他写的《英国采风录》。自从国门大开，到英国留学、旅游、经商、访问，乃至移民定居的人无数。几十年间，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写下数以万计的访英散记、游记、札记、日记、笔记，这些文章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是在议论和描述英国和英国人。这样说，那样讲，写来写去，比来比去，依我看它们都不及储安平在抗战逃难岁月，用五个月的时间（1944年11月——1945年4月），于僻远的湖南溆浦县写下的《英国采风录》。书中，对英国王权的更迭，自由传统的特征，议会政治的源流，种族的历史以及贵族的形成，都做了详尽又风趣的介绍。作为研究者，它是极有价值的参考；作为读者，它则是爱不释手的佳作。储安平文字功夫了得！尤喜末尾几章，英人的性格、气质、习惯、性情，乃至雨伞、茶壶套，无不写得准确凝炼，但又是在娓娓道来，仿佛感受到从远洋飘来的微风与水气，让你获得满足和感动，这与我们那些浑浊僵硬的东西完全不同。显然，储安平被英国的经济发达、民主政治和良好社会风尚所深深吸引。那时的他对中国的落后与黑暗已然是痛心疾首，但是他能把愤世嫉俗的情绪掩藏起来，而采用理性的剖析和平静的讲述，太成功了！冷峻的美丽比汹涌的强悍，更令人过目不忘。时隔七十载，重读“采风录”仍能产生强烈的共鸣。
由于命运，由于个性，储安平的个人生活也很不幸，妻子已分手，子女多疏离。最后一个探视他的亲人是女儿储望瑞的丈夫熊荣光，“文革”爆发，红色恐怖扫荡北京城。这个在北郊农场工作的青年骑上自行车，揣着两个农场自产的水蜜桃，悄悄进城看望岳父——
所有门窗都是敞开的，任人出入。储安平静坐床边，室内空荡无物。熊荣光问一句，他答一句，不问则无话，遂将两个水蜜桃放在岳父的手心，不敢久留。出门回望，储安平一手捧着一个桃子，仍然静坐床边。这竟是他最后时光的人生镜头。
储安平江苏宜兴人氏，五十七载斯文遂绝，英雄献祭在国，魂兮归来在乡。于今唯留衣冠，何其悲也！
2015年5月写于
北京守愚斋
微信：2015-05-18章诒和 历史百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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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公共精神，却崇尚集体主义
中国式道德悖论：没有公共精神，却崇尚集体主义
——杨利川
为什么号称最有集体主义精神的民族实际上是一盘散沙，没有合作精神。为什么号称礼仪之邦的国民，却最缺乏公共素质。我们经常讲，我们出国以后为什么大声喧哗，为什么毁坏人家的公物，为什么爬人家的古迹，为什么满地扔垃圾，我们在国内任何一个节日完了以后，满地都是，任何一个漂亮的赏花的地方，等人走了以后，满草地都是垃圾，甚至天安门广场上也扔得遍地都是垃圾，沾得到处都是口香糖。
为什么一个最服从威权管制的民众却最不守规矩?说中国人不守规矩。可是，实际上中国人管制最严啊，最听话啊，怎么到这儿就不守规矩了呢?为什么自以为最爱国、最有民族性的国民，却最不爱惜自己的家园和公共资源?我有一次到云南一个什么湖去旅游，这是真事，那一天是9·18。9·18是什么日子大家知道吧。我就在湖边上，离我大概几米远有两个这么大的垃圾箱，围着那个垃圾箱满地都是垃圾，还有人在地上扔呢，我当时就这么喊，我说“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有本事把垃圾扔日本去。”我就这么喊的，确实让人愤怒。
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自己的资源，我们自己在毁，但是说起民族、说起爱国，谁的嗓门都大，能游行，砸人家丰田的汽车，砸人家日本的拉面店。为什么最爱面子的中国人却没有自我尊严?面子和尊严有区别吗?有关系吗?大马路上插队、不排队，汽车挤来挤去的。从来没有人说这太丢人了，这不好意思。没有。谁抢了是谁的。
为什么最重视道德教化的国民，却最讲究实惠、迷恋物质，缺乏精神生活?中国人不是道德礼仪之邦吗?但是中国的物质主义最强，没有信仰。其实很多人艺术品位也很低，有人说得就比较激烈，比如高晓松，中国人哪懂音乐?没有艺术。他就是搞艺术的，但是他批得非常狠，他是有道理的。
总之，崇尚集体主义，却没有公共精神，这就是中国道德的悖论。集体主义和公共精神是分开的，是两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西方发展的历史脉络。这个很简单，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和哲学，它反映了什么?个性、主体精神和理性的发育，斯多葛派的自然法和民主的雏形。古罗马的司法精神，十二铜表法，对个人财产的确立以及法律的独立，法官系统的建立，当然更详细的还有很多，包括程序正义、实质正义这个概念在古罗马的时候都有。
封建制度与基督教，刚才我讲了，信仰、政教分离和社会的相互制衡。
到了近代，就是社会转型的不同路径，当然现在一般把它分成三条。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说法。以前我们知道，所谓启蒙时期，主要是讲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社会契约等等，但是现在对法国大革命有一些新的解读，比如托克维尔等等很多。但同时我们就找到了在北欧尤其是在英伦三岛的英国的道德哲学，普通法的传统，议会的传统，和市场机制(由亚当·斯密提出)，这些人他们有一个更加顺应人性的、更加平和的一条转型道路，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被称为美德社会学或道德哲学。亚当·斯密提出来天然的自由体系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而亚当·斯密是一个伦理学家、道德学家，他不是经济学家。
当然，最后还有美国的，美国的自由法制和对制度的主动选择。为什么?因为它是借鉴了欧洲的人类文明成果，到了美洲大陆上，人为地设计出来，通过制宪会议等等设计出来。当然，这里面我又会回到地理环境，但是这说起来会有很多，因为美国就已经不是地理环境所影响的国家了。因为美洲大陆是没有产生现代文明的，是英国人带过去的，建了美国。这要说起来，很多人就讲，你讲欧洲的地理环境特点，中国地理环境的特点，还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为什么澳大利亚是这样，为什么印度尼西亚是那样的，为什么新西兰是这样的，为什么美洲大陆是这样的。其实这些现代产生的这个社会，都不是当年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都是移植过去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中国的道路是一个从“天人合一”到“天下为公”的道路。从哲学上说，在古代的时候，中国的哲学是一个主客不分的本体论的哲学，其实很早冯友兰就说过，中国的哲学从来就没有走进认识论。为什么?我们说，人类的哲学史首先从本体论，本体论当然也有偏向于主观的本体论和客观的本体论，然后才走向认识论，从认识论到最后走向实践的自由的哲学。而中国的哲学就没有走出本体论的范畴。为什么?因为它主客不分，也就是说，它的主体在哲学中就没有独立出来，当然它反映了一种最早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原始的土地公有制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人的个体得不到发育，人的主体得不到独立，它不能跟客体变成一种对立的，不能够反过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
因此，它形成了一个整体主义的价值观。整体主义，必然伴随的是一种道德主义，就是道德治国。我们知道，什么叫道德?一般认为，利他的、整体的，是道德。自私的、自利的，甚至损人利己的，是不道德。这是对的。但是怎么样实现利他?怎么样能够保护利己?这些在东西方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必然形成一种道德治国，必然形成一种轮回的历史观。因为你不能够真正认识自然，不能够从自然中跳出来，那么它也必然形成一种原始的唯物主义，它跟西方的形而上的、崇尚唯心主义的、崇尚精神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同时，它有一种无神的宗教，其实就是我们的佛教。我们的佛教是从印度教过来的。但是印度教和西域的佛教最早是小乘佛教，但是到了中国以后，通过一再的改造，最后变成禅宗以后，就越来越变成一个大乘佛教，有些人很骄傲地说：你看我们大乘佛教，普渡众生。我不做褒贬。但是普渡众生，它和小乘佛教的特点恰恰是，个性的谱系是不一样的。小乘佛教更注重个性的张扬和独立，而大乘佛教淹没了个性。
那么，在政治结构上，在社会结构上，就形成了大一统的社会结构。我书里专门有一章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讲若干从思想到文化到政治体制，怎么样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天下，当然主要是在秦汉以后。
中国的历史就形成了一个个性不发育的历史，从思维方式上，最早是从天人合一开始的。有些人说，你看我们天人合一多生态啊，多环保啊，和宇宙共生共灭、一体。但是它的本质不是这个意思。天人合一的本质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主客不分的思维方式。当然，在政治上，它甚至反映了一种内圣外王、皇权政治的这样一种逻辑，比如说天子、皇帝的绝对权利，它都是从天人合一中来的，它在政治上也是用天人合一来做的解释。
在这个条件下，就形成了一种民族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就是奴性和伪善。当年严复说了八个字，他说“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到现在我都认为是对的。当然，我们的民族还在开放，还在进步。但是，其中我说的是“劣根”，咱们不做太大的“政治正确”的说法。确实是，非常严重。比如现在我们的毕老爷的事件，你说他是讲了真话好，还是讲了假话好，是告密好，还是不告密好?现在也传得一塌糊涂。其实，任何一件事大家都在这里讨论，都反映了这种风气。
当然，这里面逻辑上是可以推导出来的。比如人性善还是人性恶?中国人讲人性善，西方人大部分讲人性恶。当然，中国也有讲人性恶的，比如杨朱。但总体上最后以人性善为主流。人性善就是刚才我说的，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必然伴随着道德至上。但是实际上，人性善的结果是抹杀了人的天性，人的利己主义的自然本性，人的欲望，所以才“存天理，灭人欲”。实际上它是抹杀人性的一种理论。
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发展就会使人变成一种伪善。我在这个书里面也做了一个详细的论证。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我引用了黎鸣先生的论述。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看过黎鸣的《中国人性报告》。当时他就这么几句话对我非常有启发，“中国的人性善导出了一个恶的社会制度，西方的人性恶、承认人的天性，导出了一个法制的、善的结果。”
西方是主客分离，我们是主客不分。西方的逻辑思维，它的理性主义，它的信仰，它的科学精神，其实都是来自这儿。没有主客分离，就不能够反观现实，就不能够改造自然，就不能够认识自然界，就不能产生理性、逻辑和科学。所以我说它标志着人的本质性的东西：精神萌动了，人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他的精神，他的理念，他的自由意识。自由意识苏醒了，主体性就出现了。
主客二分使得本体论有了内在的丰富性，使得事物有了内在的对立，矛盾的转化，从而有了发展的动力。我们讲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也是从古希腊，一直到康德，这么过来的。只有对立，才能产生新事物，这是它对立统一的最核心的精髓。所以主客二分才使人产生动力，所以西方历史是一个进步的历史。
而中国由于主客不分，思维停留在一个原始自然的状态，要我说就是老鹰没有飞出这个大森林，正像一个幼年没有把自我和自然界分开那样。有孩子的人都知道，小孩一开始是不会说“我”，我那个孩子小名叫莎莎，“莎莎要吃”，“莎莎要吃”，我不记得什么时候会说“我要吃”了，但是她是有一个过程的，当她把自然界和自己分开的时候，她就会说“我”了。
中国的哲学始终没有走出这个本体论的范畴。这个，很多哲学家都讲过，只不过我把它串起来做一个新的解读。所以我说，我们的祖先似乎特别留恋人类的孩提时代，尽管它曾经是那么的早慧。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制度丰富多彩，确实是，但是就像老子说的，“我们要回到婴儿时代”。
所以我说，主客分离的重大意义在于向认识论进发，人类的思维才能往前走。
主体、努斯，理念、自由意识、道德律，大家知道这都是谁说的，绝对命令，这些在西方思维的发展史上，看出来它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强调精神的、强调主动性的、强调自由性的、强调主体意识的一种思维方式。如果没有所有这些唯心主义的发展，那么一个大写的“人”就不能确立，历史就不可能进步，世界就不可能被认识和把握。我在书里讲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关系。以前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教学说，人类历史是一个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斗争的历史，因为我多年没有上课了，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这么讲，然后人类是从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从错误走向正确的，完全是瞎扯。甚至马克思也不是这么说的吧，马克思到了19世纪，他批判18世纪的机械唯物论费尔巴哈，在研究批判黑格尔的时候，他对黑格尔更是情有独钟，认为18世纪的唯物主义没有看到人的能动性，甚至对唯心主义的这种精彩、这种伟大都加以赞叹，连马克思都是这么讲的，因为它反映了人类的精神。
最终我想讲，人的个性，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人的天性，最后怎么走向成熟呢?在于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一致。我讲个人主义，讲个人权利，为了什么?是为了讲个人和社会、个体和整体，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历史证明，市场经济和法制民主是顺应人性发展的结果，也是人性成熟的重要条件。其中，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是最核心的东西。
人性成熟的标志就在于，个人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这个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中实现了与公共利益的一致。并不在于说个人可以无限制地张扬，无限制地发展，那么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你不侵害别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当它进入到一个体系中的时候，它就和公共利益一致了。这个体系是什么?亚当·斯密说，叫天然的自由体系，就是市场机制。当时他可能用了“贸易”、“商业”、“交换”，但是是一个商业体系。很多人论证了，甚至说得更绝对一点，说个人的恶，通过这个体系，达到了公共的善。他们找到了，其实也不是他们设计的，是人自然发展的。因为这个贸易、交易从古代就有，但是到近代，到工商业时代的时候才真正成熟。他们找到了公共利益的一致。
一个发人深省的悖论就是，你如果承认人的个人利益是天然合理的，如果顺其发展，并且确立它的合法性，你就找到了那个可以安放它的社会载体。相反，你越是不承认它，越是企图压制它，它就恰恰以自私自利和一盘散沙的魔鬼形象冲击公共利益。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悖论。我刚才讲，集体主义为什么造成一盘散沙?道德、礼仪之邦，为什么大家反而只追求物质，反而没有什么道德感?然后成天讲共产主义，结果实际上谁也不关心公共利益，因为你没有找到这个载体，而且你不断地去压制和阻碍这个人性，就像扫黄打非一样，你不建立法制，成天打来打去，永远也打不完。
相反，如果你承认人的利己本性，以个人为目的，鼓励个性的发展，也就走出了一条自由主义的道路，就将形成一个横向的社会。在这里，社会治理形式它是手段，而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人的自由，使人的自由得到充分发展，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满足，也包括具有道德感的社会性公益目标，因此，个人和社会就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所以，中国由“天人合一”导出了善，而西方由“人与上帝的分裂”导出了罪。其实我有一段是讲《圣经》的，我今天没有讲，《圣经》反正弄得我头疼，我写了那么一段，其实我也没研究透，但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就是说，西方人的这种罪感到底怎么来的?我是把它和中国的“善”结合在一块。中国人从“天人合一”导出来“人性善”;而西方人说“人和上帝的分裂”，因为不听上帝的，你和上帝分裂，变成了原罪，但西方人并不是说他的恶是罪，说他的利己、欲望是罪，不是!是因为你没有听上帝的，这才是罪。结果，来自“天人合一”的这个道德体系，却将人性与社会对立起来，它的结果是悖论。反而，来自“人与上帝分裂”的原罪说却追求一种更本质的社会关系。因此，形成了两种社会。
其实，我在这里讲的核心就是，我们不是老讲“天下为公”吗?实际上是有两种公，一种公是纵向型的，一种公是横向型的。纵向型的社会是以整体为目的，横向型的社会是以个人为目的的。纵向型的社会，它的管理模式是行政化的，叫做管制型社会。横向型的社会，它的管理模式是法制的、民主的、宪政的，是契约型社会。
这一点我个人特别有体会。最近这一年多我在加拿大买了个房子住，不瞒大家，我不是为了投资，为了移民，或为了逃避财产什么的，我就是想体会人家的那个公民社会。温哥华隔着乔治亚海峡过来，是一个岛，这个岛有三万一千平方公里，台湾岛是三万四千平方公里，台湾人是两千三百多万，这个岛是七十五万到八十万，它由一个一个的小镇，一个一个的家庭农场，一片一片的森林，一块一块的湖泊和整个一个美丽的海滨组成。我买的那个房子在一个七千人的小镇上，我忽然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托克维尔笔下写的那个19世纪的美国小镇，太和谐了。所以我跟别人说，这个地方是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同时也是原生态的人文环境，我懂得了什么叫社区自治，什么叫尊严，什么叫“法治自觉”。
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那个地方限速80公里，你开到90行不行?开到100行不行?我说行，但是你不要：第一，你要是开在第一个的时候你就尽量不要超速太多；第二，你不能超过别人又钻来钻去，但是你只要随大流时，超速一点问题都没有，不会有摄像头管你。难道它没有法治了吗?不是，它就是符合人性，它的前提就是不要影响他人。每个人都会觉得影响他人是个非常不尊严的事，是非常丢人的事。有一次我去商店，我们进门的时候，进去了开始要买东西了，忽然有一位女士过来跟我们讲话，我英文不太行，我弟弟在旁边，我说她讲什么，他说她来给我们道歉，为什么道歉?他说，因为我们进门的时候那个人出门，她没有注意，跟我们有点好像挤着过去的，她觉得非常不好，所以来道歉。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可能我们很多人在国外呆过，可能都看过拉链式的排队，一个咖啡厅只有一个服务员，但进去了五个人，大家怎么办呢?中国式的就是呼啦全拥上去了;还有一种办法，排一个长队，人家就全在门口站着，那个人走了，大家都知道谁该到前面去，或者两个队拉链式的。这种东西怎么形成的?我说，中国人在现代这种局面下永远学不会，当然还有垃圾分类、循环经济，他们那个二手店、旧货店，让你感觉到这个社会太廉洁了，简直太绿色了，太符合人性了。所以，我们去交税的时候兴高采烈，高高兴兴的，哎呀我们真的是纳税人，因为我们买了一个永久产权的房子，真的是这种感觉。我们想，我们都60多岁了，我们一定要体会一下什么叫公民社会，不然这辈子白活了。
接下来我要说，因为是管制型社会，所以它只有刑法和王法。中国自古以来是重刑法的，而西方是重私法的，私法就是民法。所以，我最后落脚是两种不同的“公”。为什么有前面那些所谓的悖论，我们成天讲“公”，为什么不守规则，一盘散沙，又没有道德?其实是两种公，一种叫纵向的公，一种叫横向的公，我们所提倡的是横向的公，这是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而集体主义它不是公，只有公共精神是公。所以有人老说，集体主义和公共精神是什么关系?就是这个关系。它本质上是不同的，有人老把它当一回事，说集体主义不就是公共精神吗?不是，完全是两回事。有些人在纵向的维度上，他们很公，很懂得听上级，老老实实，唯唯诺诺，但是一到横向的时候，横得根本不懂得跟人合作，又不讲诚信。在中国很多是这种现象。然后在单位可能五好员工，到了马路上开着车“啪”一口痰就吐出去了，经常会有这种现象。
我们的道德要回撤到私人领域，它才是天然合理的。所以我认为，道德的真正意义在于公共精神，没有公共精神是不道德的，但是中国的道德恰恰在私德领域里面，这是梁启超当年提的。所以，实际上中国是没有道德的，中国的道德其实都在私德里面。私德领域里严格来说是不能成为道德的，表面看它是道德的，成天“天下为公”，但是实际上它是一盘散沙，非常自私自利，非常物质化，它反而是走向不道德的。所以，特别有辩证意味的是，中国的道德内容虽然是非常私德的，但是它却被公器所统治，而道德越是被公器所统治，它就越被压缩在私德的狭窄空间，离公共精神越远。
只要国家权力还是作为道德的机构，干预个人的“道德”(后文解释为何道德加引号)，这个社会就一定是不道德的。比如咱们中宣部它肯定就是一个管道德的机构，来干预个人道德，它越干预，这个社会就越是不道德的。这句话是来自哈耶克的，我把它解读了，哈耶克说“政府不再是一个旨在帮助个人充分发展其个性的使用的机构，而成为一个道德的机构。”他是在批判这种现象。这里的道德一词，不是作为不道德的反义词来使用的，而是指这样一种机构，它把一切道德问题的观点都强加于成员，而不管这种道德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
来之微信：2015-05-07新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