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范景刚答《时代周报》记者

按：这是3月28日乌有之乡网站站长范景刚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邮件采访的原文。《时代周报》的有关报道发表时采用了部分内容，但范景刚认为有些内容欠准确，故而，这里将答《时代周报》记者的原文发出。

一、在薄熙来书记被撤职当天，乌有之乡网站突然不能正常登陆，这种状况持续了数天，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两件事是否有联系？网站是否受到政府部门的压力被迫关闭？

答：从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谈王立军事件后乌有之乡网站访问量就开始迅速增加，至3月15日上午新华网发布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消息后，乌有之乡网站和其他发表过支持重庆探索的文章的诸多网站就陷入了瘫痪，不能正常访问。从我们网站的技术分析来看，显示是短期内访问量猛增超出网站服务器系统的负荷，导致服务器陷入瘫痪。与此同时，3月15日下午我们也接到政府有关方面的暗示，告知网站面临生死危险。后来经过抢修，网站内容做些调整，始得以恢复。

另外，从好多网站同一时刻陷入瘫痪的现象看，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属于正常的短期内访问量急剧增加导致的问题的可能性，但是也不能排除是某种势力采用技术手段对一片目标网站发起攻击导致这些网站陷入瘫痪的可能性。有分析认为，这种攻击技术美国网军掌握得非常娴熟，对我国政府专业部门而言也不算难。究竟真相如何，或许我们现在都无法做出肯定性的结论。但是，这正如今年以来我国政治风云虽然变幻莫测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最终谁受益，谁受损，人们看得清楚。

二、在薄熙来和王立军被免职之后，左派是否受到了打击？左派阵营内部是否出现了某种分化的迹象？

答：在薄熙来和王立军被免职之后，中国的政治风险大大增加，人们的政治预期发生了严重的不确定性。3月19日我收到一个重庆市民发来的这样一条短信：“今日对薄王犯罪嫌疑人突审，二人身后的保护伞浮出水面，经专案组调查：三千万重庆人民充当二人的保护伞，期间收取薄王好处有廉租房，食品安全，人身安全，经济增长，市区绿化，小学生免费营养餐，目前保护伞主要成员已被控制，受贿财物正在逐步追缴，案情正在进一步审理中……”这条短信表达了一般老百姓对此问题的关注和焦虑。至于所谓左派内部出现分化，我没有看到这种迹象。如果说左派就是毛派的话，此前就已经分化了。面对我国政治经济丧失独立自主，官商勾结腐败横行，民生艰难苦不堪言，精英统治飞扬跋扈，社会鸿沟两极分化，各界志士纷纷反思的现实，乌有之乡提出了“反腐除奸，整党救国，大众民主，共同富裕”的主张。而与此同时，一些对共产党现状更为悲观因而对于采取的态度和主张更为激进的最革命的教条派从2009年起就在猛烈地攻击乌有之乡是保皇派，他们主张传统的暴力革命道路。这次薄王被免职之后，他们高兴于所谓改良主义的破产，证明他们的革命之路的正确。这种分化跟这次被免职事件无关，而跟重庆探索的出现有一定关系。

三、杨帆说，张宏良夺了乌有之乡的权，用极左思想占据了曾经持中左立场的乌有之乡，您对此作何评价？您如何看待杨帆和张宏良的观点之争？您更支持谁的观点？

答：杨帆的这个说法严重背离事实。事实是，在乌有之乡早期的发展中，乌有之乡能够容纳的文章观点范围更为广泛，一些所谓被称为极左思想的文章还能发出，但是自从2006年后这些文章基本上就被清理了，至2008年经过整顿，把关更加严格了，此类文章基本上不能在乌有之乡网站上发表了，这也是导致部分网友流失因而对乌有之乡产生不满的一个原因。张宏良2006年开始在乌有之乡网站发文，逐步成为左翼知识界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这完全是因为他能够运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普通公众不易理解的专业问题讲述明白并且坚持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鼓与呼而绝不同新自由主义利益集团妥协，因而获得大家的广泛认同。比如，关于银行改革、金融安全、转基因主粮、新一轮瓜分国有资产等诸多问题上，张宏良揭露其中问题发出预警呼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影响力正是在揭露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

另外，张宏良在乌有之乡没有任何任职，自从2004年以来我一直任乌有之乡的经理，不存在所谓夺权之说，只有哪个学者在社会历史演变中公众影响力发生变化的问题。若说对乌有之乡的控制，倒是2006年杨帆曾经提出要建立所谓编委会，他要力主此事，并且排斥一些跟他观点不同的学者，后来受到诸多学者和我本人的抵制而没有使得他的想法得到实现，但是正因为如此他对我们极为不满。此外，至今再无任何人有过此类事情发生。

杨帆若是作为学者不赞成张宏良的观点，完全可以正常地进行讨论。但是，眼下杨帆的言行显然不是学术观点之争，所以我就不能表达观点上支持谁了，人品和立场我都支持张宏良。杨帆当下对张宏良和乌有之乡的攻击，性质上跟学术扯不上关系，这是一般人都看得清的。

再说一句，杨帆从不承认自己是左派，就是在乌有之乡早期他在乌有之乡活动较多时期乌有之乡被攻击为极左时期他也从来没有承认过他是左派，既然如此，就不存在他所谓自封为中左而称谓别人为极左的说法。他一贯的说法是超越左右翼，自己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

四、您如何看极左跟中左的观点对立？有学者认为，极左对社会具有潜在危害，即温总理提到的重蹈文革覆辙的可能，您如何看？

答：首先说明，我这里谈到的极左和中左跟杨帆谈到的不是一回事，完全没有关系。我谈到的极左是打着马列毛旗号主张联合右派势力甚至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先推翻我国现政权而后再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潮，这种思潮在社会上影响不大，但是在毛派内部有一定影响。中左是张宏良提出的主张从党官一体化的现实转向党群一体化，党内外体制内外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争取复兴社会主义。复兴社会主义，就是在今天的社会技术条件下，复兴人民大众当家做主，民生福利充分保障，民权伸张，官权被定格在为人民服务的位置上的这样一种精神原则。张宏良这样的中左思想因为承认并主张联合党内共产党人的力量而被极左视为大敌。

有舆论认为，温总理提到的重蹈文革覆辙的可能已经发生，处理薄王的手法就如同文革中一些不正常的做法。我对文革的认识是复杂的，上述这种说法只是取文革的一个狭隘的片面来给文革画像，所以我认为这种说法很不准确。关于文革的看法，我认为今天我们要更加冷静地思考研究，从中汲取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益的经验教训。

五、乌有之乡文化公司是否能盈利？（韩德强说不能实现盈亏平衡）如果可以，每年的盈利额有多大？主要的盈利点是什么？

答：乌有之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自身经营图书业务，仅仅从这个经营来说能够顾及自身生存。但是乌有之乡网站是该公司所办的一个坚持公益性的爱国网站，网站自身的运营经费主要靠公司经营支持一部分、老干部和学者捐款、普通读者捐款等来支持的。韩德强说不能实现盈亏平衡是指完全由乌有之乡书店承担网站运营经费的情况。

六、乌有之乡是否受到政府部门的资助？有关左派学者（如孔庆东等）受政府支持的言论，是否属实？

答：乌有之乡从2003年创办至今，一直坚持自费爱国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运营。来此讲座的学者分文不取，连交通费和有时候的餐费都要自掏腰包，有过个别自由派学者因此拒绝来乌有之乡讲座的，但是更多的学者则是从自己的工资中或其他单位的讲课收入中给乌有之乡网站进行捐款。我们虽然接受老干部和学者及普通读者的捐款，但是从不接受因此提出的任何附加条件，我们坚持只接受无任何附加条件的基于捐款者自身对乌有之乡的认同和其本人完全自愿的捐款。至今为止，政府没有给过我们一分钱的资助。孔庆东是否受到政府支持，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此事。

补充问题：

一、 杨帆说他现在给贵网投的很多文章不予以发表，他在乌有之乡逐步被排挤，是否存在这种事？

答：我们网站编辑会根据网站的处境和自身的原则来处理来稿，有些文章不能发，这很正常。张宏良的文章也有被我们网站编辑不给发表的，就连主要创始人韩德强的文章也有不给发表的。他在乌有之乡读者群中的影响力下降，逐步被边缘化，这是一种客观事实，但不存在谁要主观上排挤谁的问题。

二、 他在去年7月份的一次会议上与张宏良公开冲突，并被赶出会议，当时的过程是怎样的？

答：这个事我当时出差在外地，回来后了解些情况。我们一个负责该活动的志愿者后来给杨帆写过一封信，可以考虑争取她的意见后发给你。

三、 你怎么看张杨之争，究竟是个人恩怨，还是思想观念的分歧？

答：这不是学术之争，夹杂有个人恩怨，但不纯是个人恩怨。一方对另一方进行恶意的造谣诽谤，政治陷害，落井下石。

四、有学者认为毛左的一些思想具有文革复辟的危险，请问您怎么看？在您看来，毛左是否是极左？

答：司马南有段谈论“毛左”的精辟文字，我非常赞同，引用如下，就此表达我的看法：

第一，“毛左”不是“极左”；

第二，“毛左”不是患了“左派幼稚病”的患者；

第三，“毛左”是爱国主义统摄灵魂的民族主义者；

第四，“毛左”是在“黄色恐怖”（金钱万能、色情文化）中，有风骨有担当的知识分子；

第五，“毛左”是执著于社会主义的“理想中国”的守望者；

第六，“毛左”主体是当今“弱势群体”，即广大的工人农民（共产党的娘家人啊）；

第七，“毛左”是坚信美国没有资格作我们榜样的中华文化之坚定自信者；

第八，“毛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真诚继承者；

第九，“毛左”是藐视强权、霸权，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正义之士；

第十，“毛左”是对西方政治势力惟命是从的茉莉花魁、街头政治好汉、带路党、汉奸卖国贼的掘墓者；

第十一，“毛左”是毛主席思想及其开辟的伟大事业永远的追随者实践者……

2012年4月12日由之转载于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117866346

“乌有之乡”分崩 被评论为人品问题与理念无关

作者：徐伟 巫秋君李活妙

“我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3月26日下午，在中国政法大学上完课后，经济学教授杨帆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看得出来，近日与张宏良等人的舌战，让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颇为激愤。

杨帆在微博上称，张宏良等人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必须严惩”

至此，学者杨帆和张宏良的矛盾与决裂已然公开。杨帆斥责张宏良夺了“乌有之乡”网站的权，用极端思想绑架了我们这群人。

与杨帆的激愤相比，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显得相对“淡定”，只在自己的微博上转载了别人对他的负面评论。截至截稿时，他没有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邀请。

张杨决裂

张、杨的决裂，引起公众尤其是知识界的围观。

有分析认为，这场骂战是政治气候变化背景下，聚集在“乌有之乡”的部分知识界人士分化与溃败的缩影。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此番分化与温家宝总理在3月15日“两会”上的讲话有关，“温家宝说，‘文革还没有清理干净，文革的威胁还在。”这给一些团体产生了政治压力，所以其内部出现了一些变化。

3月13日，“乌有之乡”经理范景刚，接受路透社记者专访，话题涉及团体理想与认知、共同富裕、王立军事件等，专访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但数日后所有转载皆被屏蔽。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屏蔽原因是受到有关方面的压力。

3月15日，新华网发布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消息后，“乌有之乡”网站突然不能正常登录，加上温总理关于“文革”的发言，引起“有人受打压”的猜测。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从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谈王立军事件后，乌有之乡网站访问量就开始迅速增加，3月15日上午，乌有之乡网站和其他诸多网站就陷入瘫痪，不能正常访问。从我们网站的技术分析来看，原因在于短期内访问量猛增，超出网站服务器系统的负荷，导致服务器陷入瘫痪。”

　乌有之乡”的短暂“被关”，引起诸多反响，有叫好的，有叫屈的。但当时有批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不应该关掉“乌有之乡”，应该尊重他们的声音。

此后，司马南、孔庆东等人爆出过激言论，杨帆与张宏良等的对立等。有分析认为，这些异动表明，一些知识分子害怕受牵连，急于与其原来所属的团体作出切割、划清界线。杨帆常被视为这一团体的代表人物，但他自称“非主流派”。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

张宏良的是是非非

杨帆指责张宏良在言论中有意识注入“文革”的因子，而他的政治底线是“不能为‘文革’翻案”。尤其令杨帆大为光火的是，在2012年元旦，在“乌有之乡”举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8周年千人大会上，“张宏良总书记状的报告”号召掀起抓汉奸运动，把“汉奸”的帽子扣在了杨帆的头上，而杨帆辩称自己绝不是汉奸，而是“公开的爱国主义者”。

更让杨帆感到担忧的是，张宏良的报告。杨帆判断这是野心家的阴谋煽动。

但杨帆昔日好友、自称乌有之乡“唯一创始人”的韩德强，并不同意杨帆的这一说法，他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乌有之乡”是一个平台，各种解释，“‘乌有之乡’是主张改良的，有些网站是主张革命的，张宏良的文章都是主张改良的，他还因此被一些人骂为投降派。”对于杨帆的指责，韩德强称，这是杨帆以个人好恶来评价人，“对不喜欢的人就指责，我觉得这种作风不合适。”

而现任“乌有之乡”经理的范景刚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杨帆的说法严重背离事实。”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张宏良2006年开始在乌有之乡网站发文，逐步成为有影响力的学者，这完全是因为他能够运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普通公众不易理解的专业问题讲述明白，并且坚持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鼓与呼，因而获得广泛认同。”

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显然支持杨帆的判断，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一些极端势力由于受‘文革’理念的毒害更为深远，认为要通过‘文革’的方式才可以解决目前中国在转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和一般比较温和、理性的左派不同，他们更为激进。这种极端思潮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过，但在某些地区有具体组织、有私下活动的，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张宏良的思想是比较极端的。”

“乌有之乡”的钱从哪里来

自认为是“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为什么会落到被人“夺权”的地步？杨帆透露，他与韩、范、张的关系曾非常好，他们几位见了他，都会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杨老师”。

杨帆回忆，“乌有之乡”最初是他和几个经济学“非主流派”创立的。“乌有之乡”创立于2003年，但实际上经济学非主流派作为联盟一起做事已有9年之久，“乌有之乡”的基础就是经济学非主流派。2003年，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的韩德强，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开展活动，而长期参与活动的就是杨帆、左大培、高粱、杨斌等人。杨帆认为，自己在最初出了很多钱，也是很多活动的实际决策者和主导者，所以，他是最初创始人之一。

而韩德强则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创始人。不过，他也承认，杨帆的确对“乌有之乡”的发展做了许多贡献。韩德强认为，是自己带着学生成立了乌有之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书店和网站，杨帆并没有出钱，也没有出人，只是参加了一些活动，不能称为创始人。但韩亦表示，自己创立“乌有之乡”后，就不再负责公司事务，只以一名普通学者的身份参与活动。

而最近“乌有之乡”的一名作者在网上自曝接受某地方赞助，但即刻又将此条言论删除。这一消息被传播开后，“乌有之乡”是否接到政治献金亦随之成为热点。

对于“乌有之乡”的经济收入问题，韩德强这样回答时代周报记者，“乌有之乡”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售书和部分网友的捐赠，“乌有之乡”不能自负盈亏，网站上的所有文章都不支付稿费。他还透露，尽管这样，很多作者都声明，文章不保留版权，可随便转发。

当被问到是否有政府资助时，韩德强表示，完全没有政府资助，范景刚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从创办至今，乌有之乡一直坚持“自费爱国”原则，靠经营图书业务，维持生存。

学术之争抑或个人恩怨？

此番争论，究竟是个人恩怨，还是思想观点的分歧？旁观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媒体人李北方看来，张杨争论完全是杨帆的人品问题，与理念无关。

他说：“杨帆以前抱怨主流经济学家不待见他，开会不请他，荣誉不给他，现在又说什么张宏良篡了他的权，其实他根本也没什么权，有什么可篡的？”

范景刚也表示，“这不是学术之争，夹杂有个人恩怨，但也不完全是个人恩怨。”

而萧功秦教授则认为，极端势力和思想的危害在于，“把所有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中国已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要避免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要走向革命，那就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说法）。原教旨主义就是一种革命，它动员民意来实现这种目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就（将）陷入一个巨大的灾难（之中）。”

包括展江在内的诸多学者都认为知识界应寻找共识，形成合力，杨帆也表示，“中道努力了很多年始终没成主流，因为中道对特权构成威胁，没有民主就没有中道。”

2012年4月12日由之转载于

http://news.sohu.com/20120329/n339296594.shtml

 附录：乌有之乡——维基百科
乌有之乡是中国大陆一个带有政治左翼与毛泽东思想色彩的中国政经评论网站，于2003年由北京乌有之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开设。创办人包括范景刚、韩德强等人。

历史：2003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韩德强与学生展开网站筹备活动，北京乌有之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这时主要的活跃人士有杨帆、左大培、高粱、杨斌等人。
该网站在中国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其内容来源有网民投稿，学者文章和网站采集三个渠道；对该网站的评价因浏览者立场不同而两极分化。根据2011年Alexa的数据，乌有之乡的网站流量排在中国大陆第2373名。2012年3月1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号召政治体制改革，并指出文革复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时更从侧面否定了乌有之乡所一直吹捧的重庆模式。
2012年3月15日，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原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被免职当天，乌有之乡以服务器维护为由，将主站主页换成公告。2012年3月19日，乌有之乡首页恢复访问，但其“热点专题之重庆经验”栏目文章未显示。4月6日，乌有之乡网站再次被当局以“妄议十八大”的原因关闭[4]。评论人士指出，中国总理温家宝此前曾发表谈话表示担心文革重新发生，但是当局目前采取的封杀异己言论的做法正是典型的文革遗风。
2012年4月6日12:00起乌有之乡再次不能被访问。原因是4月6日上午国家新闻办公室九局、北京市网管办、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总队三家联合约谈网站负责人，认为网站存在大量发布违法宪法、恶意攻击国家领导人，妄议十八大的文章信息，要求网站关闭一个月并自我整顿。與此同時，「毛澤東旗幟網」、「民聲網」、「四月青年網」等左派網站，及探討政治改革、言論偏右的「中國選舉與治理網」一樣無法正常打開。这次整顿主要是针对毛左网站，之所以把“治理网”也拉来陪绑，有意见指说是为了显示平衡，不让毛左抨击。
“乌有之乡”的短暂“被关”，引起诸多反响。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帆在重庆事件发生后公开了与网站中文章的主要作者之一张宏良的决裂,指责其“用极端思想绑架了我们这群人”。这场骂战是政治气候变化背景下，聚集在“乌有之乡”的部分知识界人士分化与溃败的缩影。此后，司马南、孔庆东等人爆出过激言论，杨帆与张宏良等的对立等。有记者分析，此番分化与温家宝总理在3月15日“两会”上的讲话有关，“温家宝说，‘文革还没有清理干净，文革的威胁还在。’”这给一些团体产生了政治压力，所以其内部出现了一些变化。
2012年4月11日，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调查薄熙来后，乌有之乡网站以与以往红色设计风格不同的黑底白字显示“网站正在维护中”，次日无法进入。
2012年4月12日，被關閉的烏有之鄉網站以白底紅字顯示“公告 無論怎麼關閉屏蔽，烏有之鄉都會一直支持薄熙來！！！ 烏有之鄉網站 2012年4月12日”。
自我定位乌有之乡网站称其是“宣传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进步思想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评论”、“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话语平台”的网站。
观点乌有之乡常宣称其文章代表社会中下层百姓的利益，希望中国能回归毛时代的发展道路。对毛充满敬意，视之为精神支柱，反对右派对毛的“污蔑”（网站专题《毛泽东历史真相》[10]），比如署名“江淮碧玉”的文章中批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去世后，立马变了面孔，对毛泽东反戈一击，可见，这一类的反毛者们是多么的猥琐、卑劣与龌龊……反毛者必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在经济上该网站反对中国大陆的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的经济自由化倾向，认为这些政策导致了中美国现象，执行它们的一大批现任官员是“买办”性质的，出卖中国利益，并认为经济上的自由化给人民生活带来了诸多苦难。在公开政策上反对邓小平主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张走“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开放道路，主张发展内需、产业独立，提倡公平正义、人民民主、四大自由。外交上反对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主张积极强势，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这些文章中的一些认为毛泽东时代社会正义、社会平等，乃至建设成就，均好于“改革开放”后，社会中的新问题来自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被“修正主义”转变。比如该网站“网友之声”栏目中署名“张宏良”的《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其中写道：“中国人也同样经历……是从否定“神”开始的。”
乌有之乡对“毛泽东思想”持一种肯定的支持态度，该网站其“时代观察”栏目署名“张宏良”的文章，其中写道：“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根据东方文化，根据人类未来的发展要求，为人类社会开辟出一条新的政治斗争模式，仅这份悲悯情怀，就已经超越了耶稣和释迦牟尼”。
乌有之乡在大陆被认为是左派的代表，常攻击右派，言语激烈。被攻击者认为这些文章采用的是大字报、批斗的形式。该网站在署名“博采”的文章写道：“围绕‘打黑英雄’重庆市……他们期望的‘政改’无非是要彻底改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改到西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就是他们推崇的‘普世价值’。”
乌有之乡亦对中国当今的教育制度亦不满。在署名“奚兆永”的文章中写道：“为什么郭、杨两教授不以现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明确规定的指导思想去教育学生……其原因显然是因为他们……要对这个社会制度和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进行公开的反对，不仅自己要站在对立面进行‘批评’，而且要让学生们也接受他们的这种反对态度。”
作者身份乌有之乡的作者除了一般网友外，还包括退休官员[16]；社科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学者，宣传系统记者刘贞[17]、作家魏巍、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18]，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左大培[19], 前全国工商联技术发展委员会副秘书长苏铁山。
书店乌有之乡的实体书店——乌有之乡书店，主要以销售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左派人士作品。它还拥有下属“乌有之乡书社”网站，以网上书店的形式销售相关书籍。
外部观点乌有之乡的用户，四川《读者报•影响力周刊》记者刘贞声称：乌有之乡是“中国执着的爱国者群体”。
江迅在杂志《亚洲周刊》发表文章提出乌有之乡是有邓力群等人在背后支持的左派网站。乌有之乡随后登出回应声明。英国杂志《经济学人》、香港《苹果日报》、台湾中央社对乌有之乡也做过报道。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认为，当局把乌有之乡等网站封了，应被视为政府侵犯言论自由的又一例子。茅于轼说：“他还是希望他们有说理的机会。他虽然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但是发言权是不可剥夺的。他也希望他们不要诽谤别人，说某某人是汉奸，也不可鼓动别人去杀人，去抢别人的财产。给人发言权是为了讲清道理，不是去害人，也不是发泄情绪。这些都不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应有的现象。”
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一些极端势力由于受‘文革’理念的毒害更为深远，认为要通过‘文革’的方式才可以解决目前中国在转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和一般比较温和、理性的左派不同，他们更为激进。这种极端思潮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过，但在某些地区有具体组织、有私下活动的，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张宏良的思想是比较极端的。”
历史学家萧功秦还认为极端势力和思想的危害在于，“把所有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中国已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要避免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要走向革命，那就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说法）。原教旨主义就是一种革命，它动员民意来实现这种目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就（将）陷入一个巨大的灾难（之中）。”
乌有之乡与重庆模式文革时曾以革命名义杀人而坐牢后沉痛反思的前武汉红卫兵李乾披露，乌有之乡的活跃人物张宏良因为获得重庆方面的封官许愿一旦中国变天他将进中央任要职而当重庆的吹鼓手。
苏仁彦在杂志《开放杂志》发表文章指出乌有之乡骨干人员曾参与重庆薄熙来密谋政变。

http://zh.wikipedia.org/zh/%E4%B9%8C%E6%9C%89%E4%B9%8B%E4%B9%A1

乌有之乡从中左走向极左

作者：宋学鹏、杨帆

今年3月15日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联合早报》记者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提问时，回答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一时，对文革极左思想的提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此后，中国著名左派激进网站、中国“崇毛派”的一个重要社区——乌有之乡不能直接访问，引发热议。3月28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自称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有之乡近期的主要理论家，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张宏良把乌有之乡从“中左变为极左”、“篡夺话语权”，这被媒体称作，在“政治气候变化背景下，聚集在‘乌有之乡’的部分知识界人士分化与溃败的缩影”，“乌有之乡”发生分崩，内部出现分裂。

在接受法治周末专访时，杨帆谈了乌有之乡内部思想的变化以及他对整个左翼思想发展局势的判断。

杨帆：乌有之乡前身是经济学“非主流派”

法治周末：您自称是乌有之乡网站创始人之一，那么，在初创时，您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参与创立这个网站的想法是什么？

杨帆：乌有之乡最初是一个书店，网站是韩德强（时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在2003年创办的。但是从1994年到2003年，在网站创办之前，我们已经共同参加9年思想斗争。从思想意义上讲我是创始人之一。

我不是网站的创办者。创办是做具体事情的人。

法治周末：这9年的思想准备，您能大体概括一下吗？

杨帆：概括说就是我们经济学“非主流派”，就是“中左”。我们当时是反对“极右”新自由主义。这些思想论争主要是在经济学领域。

在经济学领域，我们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一直持续了10年，一直到2004年取得彻底胜利。这10年，实际上是我们作为“中左”的社会主义思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一场斗争。

乌有之乡成立是有9年的思想斗争的历史和这些人参与的，是早有基础的，所以不能割断历史。当然，具体做事是范景刚（乌有之乡网站创办人之一）他们做的。但参与这个网站是有一些固定学者的，参与学者的主体部分就是我们“非主流经济学家”。所以，乌有之乡思想的前身我认为是经济学“非主流派”和几个文化学者。前期我起主导作用。

法治周末：具体说，您提供了哪些方面的支持？

杨帆：就是我们经济学非主流，在经济学上反对新自由主义。

最早是1994年，我和左大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一起支持朱镕基搞宏观调控。后来1998年，主要是我和余永定一起反对亚洲金融危机，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件事就我们俩人敢说不贬值。我是经济汇率专家啊。

2000年，中国加入WTO前后，我们提出国家安全，就是中国的经济安全。2003年反对张五常和2004年通过网络反对用权力瓜分国有资产。后来和高粱提倡战略产业。以后全都进入中央决策，为社会所公认。

所以说我们（“非主流经济学家”）是创办乌有之乡的基础一点错都没有的。思想和人脉的基础都有了。韩德强找我们成立书店的时候，斗争已有七八年。韩德强是晚一辈儿，他们现在不尊重我，我是很生气的。我出来教训他们，是以创始人的身份教训他们，我是有资格教训他们的。

杨帆：我和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是不是为文革翻案

法治周末：乌有之乡网站创办后，您觉得它什么时候开始远离经济学“非主流”派？

杨帆：乌有之乡到2005年2006年很有影响了。2006年，来了一个“三种人”（“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他整天在那里讲，刚开始讲毛泽东，后来讲“文革”，越来越不像话。后来我坚决把他赶走了。

法治周末：但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爆出和您和乌有之乡之间的冲突，被认为是重庆发生了系列事件后，左派内部分裂和摆脱之争，您怎么看？

杨帆：不是重庆事件以后，而是以前。

我和他们进行了很多斗争。我在我的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讲我在2011年是怎么批判极左的。这个过程中，我请了很多人来谈，我写了好几万字的东西，一步一步的，对他们的批评越来越厉害。

我说，如果你们再这么干会成为历史闹剧，因为文革是一场悲剧，大家跟着毛泽东干了10年之久，那时候大家还是很真诚的、很努力的，但是就是错了。这是一场历史悲剧，如果现在再搞就不是悲剧，就是闹剧了。

我这是用黑格尔的话来讽刺他们。凡是伟大的历史事件会在历史上出现两次，一次是悲剧的形式，就是把有价值的、崇高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而在历史条件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还要演一回，就是一出小丑戏，就是历史闹剧。我刚说完没多久，就出现了王立军进美国大使馆的事件。

谁要再说我见风使舵，我是不客气的。当时的风就是极左

法治周末：就是说，您在乌有之乡内部一直有争论和交锋？

杨帆：那当然了。

法治周末：那有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彻底决裂？

杨帆：彻底决裂，去年七月份基本就决裂了。

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我们是一致的，或者骂美国，骂的很过分。这些事情都好商量，都是爱国主义立场。但绝对不能容许的一件事就是为文化大革命翻案。这绝对是不可以的，我说的非常坚决，实在不行就告到中央去。

后来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来了就赶不走了，他带了一些人帮助他骂人。集中发表文章，控制局面。极左的人越来越多，慢慢什么事情都不跟我商量了，逐步地把我边缘化了。

去年7月份我和张宏良开会吵了一次，会后我分别和他们都谈了话，谈了不止一次，但他们都不听。这反而激怒了我，我是创业的元老，特别是在前期和中期几个重大的事都是我策划的，使左翼事业取得胜利，说实在的，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法治周末：你跟他们的根本分歧，就是在对文革的看法上吗？

杨帆：这个可详细看我博客中对中左和极左的区别。我们根本不存在个人的恩怨和个人矛盾，不像韩德强说的，我是什么爱听谁的话就跟谁好，不爱听谁的话就不跟谁好。说这种攻击的话，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们都想掩盖真正的斗争内容。不能对我人品进行攻击啊。

我坚持的有两条：第一条，中左和极左的区别就是不能给文革翻案；第二条，不能用阶级斗争的理念去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出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释，不能说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不能用阶级斗争这样的理论去概括、解释。现在大家对中国的问题，包括右派，都认识的很清楚，区别是用什么样的理论去概括。极左派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搞了资本主义、搞了私有化，产生了腐败，而且有美国的阴谋、西化和分化，这样讲就等于否定了30年的改革开放，所以用什么理论来概括是重要的。

杨帆：重庆模式客观上刺激极左思想崛起

法治周末：现在整个社会对文革的错误都有共识了，但温家宝总理还是强调说，文革有可能重来。根据您所经历和观察、思考到的，您觉得极左思想在这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机遇和环境是什么？

杨帆：这是从2005年开始的，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了极左的发展。

第一点，就是2004年我策划的“郎顾之争”（郎咸平和顾雏军之间的论争），这次论争彻底打掉了极右派，赢的很彻底，这实际上是中左思想的胜利。后来，我们在修改物权法取得胜利以后，右派就开始走下坡路。所以，这时左派就开始出现骄傲情绪，就是赢的太彻底了，左派不成熟，开始骄傲自满。

这时候就出现了左派理论家，用极左理论来概括，把这事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斗争，而且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全面胜利。其实是我干的，我又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这样就把功劳弄到他们身上。

2004年，这场斗争是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这相差很远。这些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出来篡夺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领导权，来篡夺我们的话语权和侵占我们的胜利成果，也排挤我们。

第二点，就是新左派的崛起。他们从国外留学回来，把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他们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经过几年的努力，很多人都很受中央的重用。

新左派实际上是引进西方左派的理论，但没有很好地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比如，他们片面强调“中心”和“依附”论，说中国这30年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国际市场，被国际资本控制，等等，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中国的对外开放。

第三点，国外因素，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而中国崛起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大家都有点欢欣鼓舞。奥运成功了、GDP世界第二了，所以政治改革也不要搞了，用不着搞民主了，这些都是新左派说的，而且中央很愿意听他们说。

由于美国和金融危机造成的中国相对崛起，就觉得美国不行了，中国现在什么都挺好。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重庆模式的刺激，关键还是这一条。重庆模式把左派给聚集起来了，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三派把极左的因素集中到一起，所以去年下半年极左有一个突然的崛起的态势。

在这以前，我以为也没什么危害，他们说的也不一定对，他们也是非主流，非主流也没多大危害，人家说也不能不让说，谁让中国社会出这么多问题呢，批评和制约作用也是需要的。但是去年下半年，他们认为有了领袖，北京的这些左派和重庆联系起来。所以去年下半年是极左的一个突然聚集和崛起，一下子就起来，确实很危险。所以，我和他们进行很多斗争。

杨帆：乌有之乡应该对极左思想负责

法治周末：我注意到你既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也是《重庆模式》一书的作者，从乌有之乡到重庆模式，这些年您的思想有没有什么变化？现在您怎么看待“重庆模式”？

杨帆：我自己是没什么变化的。上世纪80年代我是中右，绝对的改革开放派，上世纪90年代我变成中左就是由于反对新自由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我的思想没错。到重庆模式，我还是中左思想，可是重庆不听我的，非要往极左走。这点我以为是很大的错误，也是很大惋惜，如果听我的也不至于如此惨败了。

重庆模式是一个民粹主义模式，做的很大胆，很有效。前三年还是很有成就，不能把前三年的成就给否定了。但是这个民粹主义模式不能持久，内在矛盾也很危险，所以必须控制住，做完之后要赶快转。在打黑取得成果以后，就赶快转向民主法治。

2011年10月份出来《民主法治十五条》，晚了啊！中央和全社会已经对它不信任了。如果早转半年重庆模式有可能成功。所以，我还是抱一个很遗憾的态度。失败后中国要么走向极右，走向权贵资本主义；要么就是走向民主。

法治周末：您觉得重庆模式里，左派发挥了什么作用？

杨帆：这里面主要是薄熙来个人的责任，也有北京极左派在里面瞎闹腾，所以转型失败，或者没想要转型。我建议它应该向右转，他们没听，所以去年下半年形成很危险的极左，向文革模式发展。应该说，重庆模式还不是文革模式，而是一种民粹主义模式。文化革命是最极端的那种民粹主义模式。

张宏良在2012年千人元旦大会上做政治报告，已明显地在向文革转向。客观上已经组织了“毛派共产党”，这是一个组党的行为。张宏良提出“抓汉奸运动”，这是一个文革模式，而且已经在做了，只不过由于王立军出事没做下去。所以有人说乌有之乡只是言论，我不这么认为，它有行动了，应对极左思想负责。

法治周末：那么，在您看来，重庆对左派又意味着什么？

杨帆：去年左派这么轻易被极左绑架，而且现在两个月了，他们还没出来，这里面确实有重庆的作用。

以前世界上的左派运动主要因为有苏联的存在，还包括中国革命的胜利、中东国家的胜利、不结盟运动的胜利等，背后都有一个政权实体的支持，光是几个理论家说是没什么用的。所以，去年极左一下子崛起主要是由于有一个重庆存在。所以，他们思想上陷的深、组织上有联系、经济上也不干净。

无论中央对薄王怎样处理（我是希望宽大处理的），极左的社会基础必定要被清除。应该在北京成立文化革命纪念馆，组织学习，再一次彻底清算文化革命。

当然，也要批判极右的权贵资本主义，是他们的恶劣表现，拿老百姓不当人，才激怒了社会舆论，使那么多人回头去寻找文化革命的思想资源。

这也说明我们目前的主流思想是苍白无力的，缺乏解释力和指导性。经过这次极左回潮以后，必定应该正视现实，进行重大的社会与政治改革，让民主的左翼和自由的右翼能够互相制约，走向健康和谐的社会。

杨帆：中国左翼思想受到致命打击，极左出局

法治周末：您觉得经过今年一系列事件，中央和舆论对极左的否定，这给中左和左派带来什么影响？

杨帆：这对中国整个的左派和左翼思想是一次致命的打击。所以下一阶段的斗争基本是在右派内部展开，左派已经出局了。

现在左派的状态，我很失望。去年极左绑架了整个左翼，到现在还没纠正过来。到现在王立军事件两个月了，整个左派就我一个人能够有反思的能力。如果说我不是左派，那么就一个也没有。极左绑架了左翼到现在没出现反思，他们还在控制群众控制舆论。王立军一进美国大使馆我就知道，这时候不管重庆模式也好，还是左翼将一败涂地。

我觉得这时候就是要赶快认错检讨，承认失败，自己要起来清除清除极左的人和思想。现在整个左翼还是被极左绑架而不能自拔，这样下去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我已经把路指出来了。大家应该重新的组合，重新的站队，清除极左思想。我们把左派定义为社会主义者，是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和右派去争论，坚持在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必须加上民主、法治，这是接受自由主义的思想，左翼要回归到这个路线上来，这样中国的左翼还有存在的价值。

只要世界上有资本、有美国、有两级分化、有腐败、有弱势群体，左翼思想就有存在的价值，只不过代表人物要换了。

第二个情况也可能发生的，极左继续控制左翼。这样的结果就是整个左翼的运动都受重大挫折，最后整个左翼就没有了。

所以有两个情况，打掉极左，极左没有了，中左还有；另一个连中左也没有了，中左根本发展不起来。现在整个左派不仅失语而且失去了正常思维。

现在我不乐观，主流的地位肯定会在很长的时间让位给右派

我杨帆没错，我还是尽了我很大责任。但是左翼是重大失败，没有三五年是恢复不了的。

法治周末：您觉得这会在国家决策层面上产生影响吗？

杨帆：肯定会的。但情况比较好的是，现在右派比较成熟了，右派已经吸纳了左派的一些东西，决策层也在吸收左派一些合理的东西。接下来就是右派内部的斗争，中右要民主，极右不要民主，继续镇压劳动人民，走他们的权贵资本主义。

法治周末：中国现在处在改革的关键时刻，而左右之争耗费多年，您觉得现在有没有可能超越左右之争的局面。

杨帆：超越不了，现在是左派失败。看左派能否清除极左重振旗鼓，右派能不能比较理性吸纳左派的东西，如果这两条能做到，那就是超越左右。如果左派不反思，右派不吸收，那就是极右占上风，中国从极左走向极右。

我不好说是哪条道路，我尽个人的责任就好。

法治周末：您现在对整个左翼局势的看法是什么？

杨帆：希望不大了，这是我前几天的一个感受，这些领袖们完了。左翼仍旧被他们控制不能自拔，没有人敢于出来反驳他们。这样绑架下去，烟消云散。这是一个极左派别，他们基本都没有逃脱出来，我曾经期望他们能够自我反省，没有想到他们反而策划，群体围攻谩骂我。他们这些人可以回去当教授. 没有发言权，也没有人理他们，也都五六十岁了，退出历史舞台。这两个月的表现说明这些人不行了。整个中国思想界会向右跨一大步过去。

就剩下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说话永远没有错,永远也没有用，在大学教学教书可以,指导中国实际不行。

还能说话的，就是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后左翼可能就是他们，但如果脱离了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成不了多大势力。

任何一种理论如果把自己的命运和特定的政治人物联系起来都是可悲的。

我呼吁广大拥护社会主义的左翼人士和群众放下包袱,清除极左思想的控制,走向理性的民主法治道路。

2012年4月12日由之转载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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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节版发表于《法治周末》，此处刊发的为原文。原文链接：http://www.legalweekly.cn/content.jsp?id=171628&lm=%E6%96%87%E5%8C%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