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专家的罪与罚

以“过失杀人”罪把地震专家投入监狱将会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让他们在给出风险分析时转向保守，以至于最终损害国际科学界减轻自然灾害的努力。

2009年4月5日晚，意大利拉奎拉发生了一次3.9级地震。由于政府官员此前公开保证说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并且声称每一次震动都将削弱大地震发生的潜能，于是当地一些人劝说家人留在公寓里，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到屋外度过整个晚上。

然而，仅仅四个半小时之后，大地震到来了。拉奎拉地区发生了6.3级强震，导致309人丧生，1500多人受伤，65000多人因房屋坍塌无家可归。

悲剧发生之后，六名意大利的地震专家和一名政府官员由于在地震前未能予以民众充分的警告而被意大利检方指控犯有“过失杀人”罪。在经过一年多的审理之后，2012年10月22日，法院判决“过失杀人”罪名成立，这七人或将面临6年监禁，并支付庭审费和赔偿金约900万欧元。

这项判决令科学界颇为震惊。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地震学家苏珊·霍夫（Susan Hough）称这是科学史上“悲哀的一天”。许多人担心，这个判决将成为一个危险的先例，让科学界的专家在给出风险分析时转向保守，以至于最终损害到国际科学界减轻自然灾害的努力。英国《自然》杂志在社论中称“裁决是不当的，宣判是荒唐的”。

“悲痛不能证明指控合理”

拉奎拉位于意大利中部，人口6.8万，拥有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2009年4月6日凌晨的地震让这里成了一片残垣断壁，意大利民防局负责人硅多·贝特拉索（Guido Bertolaso）称之为“本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悲剧”。

这里是地震高发地区，当地人本已经习惯了与地震相伴的生活。《自然》杂志讲述过外科医生文森佐·维多里尼（Vincenzo Vittorini）的故事。作为在地震高发城市中心长大的孩子，他从小就在一次次地面摇晃中跟随着父亲跑出房子，到附近的露天广场，别人家也是一样，女人和孩子们一般睡在车里，而男人们则站在一起抽烟，守到天明。后来当他自己也成了一名父亲，他还是始终坚持着这个“传统”，如同他的父辈一样，谨慎小心地遵循着这种警戒“文化”，保护他的妻女。

直到2009年4月5日的晚上。由于相信了政府官员和地震学家的保证，他们在小震发生之后并没有到屋外过夜。大震来临，维多里尼的公寓楼被毁，维多里尼被人从碎石堆中救出来了，而他的妻子克劳迪娅和他们年仅9岁的小女儿法布里齐娅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他久久不能从巨大的悲痛中走出来，他说，“我觉得是被科学欺骗了。”

2009年8月，地震中的遇难者家属提出了正式请求，要求检察官介入调查。2010年6月3日，拉奎拉公共检察官办公室发出了一份起诉书，6名科学家因涉嫌在大地震中犯有过失杀人罪而被调查。

很快，科学界就做出了反应。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向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发出了一封公开信，信中称指控是“不公平和幼稚的”。“多少年以来的研究，包括你们国家著名的地震学家所做的工作，都已经显示出没有公认的科学方法可以对地震做出预测，并可靠地用于在灾难发生前警告民众。”公开信写道，“在此次事件中指望科学做到更多是不合情理的。”

意大利物理学会也发表了一份声明，称“悲痛不能证明指控合理”。声明指出，科学家有权利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包括其局限性，以清晰和诚实的方式表达；科学家由于“没有说出他们无法说出的事情”而被指控，这是与科学方法相悖的。

“我没有发疯”

针对科学界的反应，案件的公共检察官法比奥·皮祖蒂（Fabio Picuti）说：“我没有发疯。我知道他们无法预测地震。”皮祖蒂提供的一份224页的起诉书中指称，意大利“国家重大灾害预测预报委员会”的成员于地震前一周在拉奎拉召开的“风险委员会”特别会议并没有给当地民众提供预防地震的准确建议，他们给出的是“不完备、不确切和互相矛盾的信息”。309名遇难者中有29人本可以逃生，却因为这些信息而没有逃走。

不少当地居民在震后告诉当地媒体，他们许多人，包括在地震中已经死去的人们本来已经打算离开自己的家园到别处避难，但是在听到“风险委员会”的陈述后改变了主意。

这个“风险委员会”的特别会议于2009年3月31日在拉奎拉当地政府办公室召开。然而，根据《自然》杂志的报道，当天的会议记录并没有表明有任何科学家曾经说过“没有大震危险”。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研究所（INGV）当时的负责人恩佐·博斯基（Enzo Boschi）说：“在该地区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INGV国家地震中心主任朱里奥·塞尔瓦吉（Giulio Selvaggi）说过：“近期一些地震之前几天或者前几个星期的确发生过一些小的震动，但是这些群发性地震并没有导致一个大的地震。”来自热那亚大学的克劳迪奥·伊娃（Claudio Eva）补充说，“因为拉奎拉是一个地震多发地带，因此不可能肯定地说不会有大地震发生的可能。”在做会议总结时，来自罗马第三大学的弗朗哥·巴贝利（Franco Barberi）说：“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一系列小的地震之后就必然会预示着一场大的地震。”

南方周末记者得到的一份两页长的会议记录显示，正如《自然》杂志所报道，科学家们一开始说了一些诸如“地震无法预测”之类的常识性的话，而最后两段话才开始有趣起来。由于之前有人声称可以通过探测氡气来预报地震，而他的测量显示拉奎拉地区即将发生大地震，委员会此时对这项声称进行了讨论。

据意大利当地报纸报道，一个名叫詹保罗·朱利亚尼（Giampaolo Giuliani）的人声称他的氡气测量显示拉奎拉即将发生大地震。此前该地区的小震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大地震来临的言论在民众中引起了恐慌，意大利民防局的领导于是决定召集一次会议分析氡气测量的可靠性。

现有的审判显示，“风险委员会”的这次会议并没有从科学上分析当时的情形，讨论的重点在于如何消除人们对“大地震谣言”的恐慌。

中国政法大学罗马法与意大利法研究中心教授黄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过失杀人”罪在意大利刑法中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比如交通肇事造成的死亡在中国会按交通肇事罪来定，而在意大利就算过失杀人。“这次判的有点类似于我国刑法中的玩忽职守。”他说。

黄凤解释说，“过失杀人”在意大利可包含疏忽大意、过分轻率、笨拙无经验三种情况。定罪首先要看有没有死亡结果、行为人有没有过失，再看过失和死亡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这起案件在刑法学界看来也很新鲜。”他说。

“这不是对科学的审判”

意大利公共检察官皮祖蒂在去年曾表示，“指控的依据不是他们没有预测出那场地震，而是作为国家的公职人员，他们必须遵守法律上规定的职责：评估和描绘拉奎拉当前存在的危险。”“风险评估的一部分，应当包括城市人口的密度和已知的市中心许多古建筑的脆弱程度。他们有责任来评估所有这些因素的风险程度，” 他说，“而他们没有这么做。”

“这不是对科学的审判。”诉讼当事人之一维多里尼向媒体强调，当局反复发出“要冷静，不要担心”而又缺乏明确建议的信息，剥夺了他和其他人在地震那晚做出明智决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被科学欺骗了，”他说，“他们要么是并不知道当时的确切情况，这是一个问题，或者是他们不知道如何把他们所知道的情况传达给公众，这也是一个问题。”

关心此案的意大利物理学家毕晨（Luca Naso）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意大利，普通民众甚至根本就不知道“风险委员会”的存在，“真正的问题在于意大利人太相信科学了，他们并不了解科学的局限性以及政治家利用一些科学家来支持他们。”

七名被起诉的人中有一位政府官员，是当时的民防局副主任伯纳多·德·博纳迪尼斯（Bernardo De Bernardinis）。媒体报道显示，“风险委员会”特别会议结束后，博纳迪尼斯称拉奎拉当前的地震形势“肯定是正常的”、“没有危险”，他还补充说，“科学界不断向我保证，因为能量的持续释放这反而是一个有利的形势。”甚至当一名记者说，“所以，我们应该享用一杯好酒，”博纳迪尼斯回答说：“当然。”

这番话在传播过程中几乎简化成了：群发性震动越多，危险越少。这是一个在科学上站不住脚的说法，博纳迪尼斯的律师却坚持认为这是委员会的科学家所告知的内容。委员会的两名成员，塞尔瓦吉和伊娃向检察官表示“强烈反对”这样的断言，他们和另外几名被起诉的科学家指出这是会议之前博纳迪尼斯就已经发表的言论。

科学界的余震

一审判决之后，就连检察官都对判决结果感到惊讶，因为他要求的有期徒刑也只是四年，而法官马可·比利却判了他们每个人六年的徒刑。依照意大利的法律，这七人还有两次上诉机会，才会有终审判决。在意大利，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年之久。

美国科学促进会公共项目部主任金哲（Ginger Pinholster）在邮件中代表美国科学促进会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在科学共同体内部，我们应该继续提高沟通过程中清晰、全面表达风险及科学不确定性的意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继续强调——就像我们已经在做的那样——此案中关于拉奎拉的审判是不公平的。”

“的确，意大利拉奎拉地震前的风险沟通系统是有缺陷的。但是这一判决将对所有尝试去改进的行为蒙上一层阴影。”美国南加州大学（USC）的地震学家托马斯·乔丹（Thomas Jordan）说，“我担心，许多科学家会因此闭嘴。这对科学家和公众之间就如何努力改进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方面的沟通没有任何帮助。”2009年拉奎拉大地震后乔丹在意大利召集的国际地震预测委员会（ICEF）上担任主席。

被告之一恩佐·博斯基（Enzo Boschi）在法官读完判决书后陷入了“沮丧”和“绝望”的情绪当中。判决结果公布的第二天，意大利四名顶级地震专家就辞去了自己的职位。

“最糟糕的结果就是，这将使得在自然灾害的方面，在意大利获取好的科学建议和决策变得更加困难。”美国《科学》杂志副主编、地质学家布鲁克斯·汉森（Brooks Hanson）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汉森分析说，把一个风险评估得比我们所知的更大，这种做法不但是危险的，还可能是昂贵的，并可引起恐慌。类似地，顾及个人风险，科学家可能会觉得向政府官员提供信息是不值得的。不管怎样，现在事情已经打击到了数名资深的地震学家。两种结果——夸大风险和知而不言都是糟糕的。

“作为一个社会，在减轻自然灾害方面，比如地震、火山爆发、滑坡、洪水，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因为科学家、官员和媒体之间有真诚的合作。结果之一就是，我们学会了如何加强沟通，收集必要的数据，以及将我们所知所想以尽可能准确的方式表达出来。我希望这项判决不会让真诚合作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这项工作还远未完成。”汉森说。

由之

初读于《南方周末》2012年11月1日法制版

2013年6月8日复制于：

http://www.infzm.com/content/82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