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德国] 本哈德·施林克 著(发布于2025年12月24日,阅读次)

《朗读者》[德国] 本哈德·施林克 著   沈锡良译

译林出版社2021年3月第一版，2025年6月第五次印刷。

 

十五岁时，我得了黄疸病。 P3

 

我不知道自己的勇气从何而来。竟然要到施密茨女士那里去。道德教育在某种程度上难道会反受其害吗？假若这种贪欲的目光和那种欲望的满足一样很恶劣，假若这种主动的幻想和这种富有幻想的行动一样很恶劣——那么为什么不去满足它，不去采取行动呢？p21

 

因为唯有永久拥有，幸福才是真实的吗？因为唯有是痛苦的、无意识的以及浑然不知的东西，才可能痛苦地结束吗？可无意识的、浑然不知的痛苦又是什么呢？ P42

 

我向她打听过她的过去……十七岁来到柏林，在西门子公司做工人，二十一岁当了兵。战争结束之后，她靠着所有可能得工作勉强度日。有轨电车售票员的工作她已经做了多年 ，她喜欢有制服穿……她没有成过家。她三十六岁。她说这一切的时候，仿佛那不是她的生活，而是另外一个人的生活……

……当然我并没有考虑过结婚成家的计划。可我感兴趣更多的是于连·索黑尔对德·瑞那夫人的关系而不是他对玛蒂尔德的关系。我发觉费利克斯·克鲁尔到头来宁愿喜欢投入母亲而不是女儿的怀抱。我大姐在大学攻读德语语言文学专业，她在饭桌上谈起曾经有过一个争执，歌德先生和斯泰因夫人是否有过恋爱关系，而我却坚决为他们的恋情辩护，让家人感到很惊愕。 P43-44

 

我们没有共同的生活世界，只是她在自己的生活中给我留有她想给我的那个空间。我不得不知足于此。当我想要拥有更多，想要知道更多，那就是不知好歹。当我们特别幸福地相拥在一起，我会产生一种感觉，现在一切都可以问也允许问，却偏偏发生这样的事：对我的问题，她不是拒绝，而是回避。 P85

 

……1922年10月21日，她出生在赫尔曼施达特郊外，现年四十三岁。是的，她曾经在柏林西门子公司工作过，于1943年秋加入党卫军。

“你是自愿加入党卫军的吗？”

“是的。”

“为什么？”

汉娜不回答。

“虽然西门子公司给你提供了一个领班的职位，但你还是参加了党卫军，是吗？”

汉娜的辩护律师马上跳起来：“什么叫‘虽然’？一个女人最好到西门子公司做领班，而不是加入党卫军，这是怎样的诋毁？就我当事人做出的决定而提出这样的问题，那是毫无道理的。” P106-107

 

……而每次这种事情都要重复发生：可怕的消息从天而降，突然波及他们的日常生活。我每天都到庭审现场。可以保持必要的距离观察他们的反应。

就像是一名集中营囚犯，一月接一月地幸运逃生，已经安之若素，然后冷眼旁观新来的恐惧。他带着同样的麻木面对屠杀和死亡。在幸免于难者留下的所有文献里均谈论过这种麻木，在麻木之中生命的作用被淡化了，行为变得无动于衷和肆无忌惮，而用毒气杀人和焚烧尸体则成了日常生活……把他们的无动于衷和肆无忌惮视为一种像被麻醉或喝酒一样的麻木状态。我觉得那些被告人仿佛还一直而且永远陷入麻木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被石化了。

早在当时，当我全身心研究这种麻木的共性，包括案犯和牺牲者身上的麻木，也包括我们这些人——法官或陪审员、检察官或者记者以及与此相关人员身上的麻木，当我为此把案犯、牺牲者、死者、生者、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后代相互比较时，我以前感到不安，现在也还是感到不安。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比较吗？每当我在一次谈话中准备做这样的比较，我虽然始终强调不应该抹杀罪犯是被迫去集中营还是自愿去集中营这两者间的区别，以及他们自己遭受痛苦还是使他人遭受痛苦的区别，更确切地说，这种区别十分重要，可我总是引发震惊与愤怒，当我的观点并非针对反对意见提出，而是在他们尚未表达异议之前就提出来时。

现在我同样在问自己，早在当时我就开始问自己：我们这一代人，究竟应该如何对待灭绝犹太人这段骇人听闻的历史？我们不应该以为可以明白无法明白的东西，可以比较无法比较的东西，不应该打听，因为打听者即便没有对这些骇人听闻的过往产生怀疑，他还是将它们视为一种谈话的题材，而不是视为使人沉默的恐惧、羞耻和罪责……可是，只是个别人被判刑，得到惩罚，而我们下一代人要在恐惧、羞耻和罪责中沉默下去——难道应该是这样的吗？ P114-116

 

不是因为某个人在奥斯维辛的行为而遭指控，而只是因为此人曾经在奥斯维辛待过，然后就捕获他，这不是完全叫人匪夷所思吗？ P118

 

“……有一天一个姑娘说了出来，我们才知道姑娘们是在给她朗读，一个夜晚接着一个夜晚，如是反复。这要比她们那什么更好……也要比她们在工地上干活累死更好，我一定想过，这样更好，否则我就不会忘记这种事了。可这是更好吗？”她（汉娜）坐下来。 P130

 

教堂成了她们更好的避难所，她们之前只有谷仓和墙角……在这个正被遗弃的村里，占用了神甫的住宅，而让囚犯们住进比谷仓或者墙角更好的地方……没过多久，炸弹落地。尖塔一着火，教堂里就可以听到火焰声，但看不火焰。

……绝大多数女人不是被活活闷死，而是被活活烧死在熊熊烈火中。 P136-137

 

审判长问安娜……“你为什么不开门？”

……汉娜在寻找答案：“我们不知道其他自救的办法。”

……

“我们可不会随随便便让她们逃之夭夭！我们可是对他们负有责任的……我是说，我们整段时间一直在监视她们，在集中营里，在行军中，而我们监视她们，不让她们逃跑，这可是意义所在。因此我们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有多少女人幸运逃生。已经死了那么多人，而仍然活着的人，也已经如此虚弱不堪……”

汉娜注意到她所说的事情帮不了自己的忙，可又没法说其他的事。对自己要说的话，她只能试着更好地说出……可是她说的越多，却看起来越描越黑。 P141-143

 

汉娜不认字，也不会写字。

正因为如此，她才让人给她朗读。正因为如此，她才在我们的自行车之旅中让我负责书写和阅读，而当早上在旅馆里发现了我留的便条，预料到我认定她知道便条上的内容，却又害怕自己丢脸时，她才失去了自制。正因为如此，她才回避在有轨电车公司晋升的机会；她在做售票员时可以隐藏弱点，一旦参加司机培训，就会暴露无遗。正因为如此，她才回避在西门子公司晋升的机会，而成了女看守。正因为如此，她为了逃避和笔迹专家的对质，才承认是她写了那份报告。正因为此，她才在生死攸关的诉讼时发言吗？……正因为如此，她才把她的被保护人打发到奥斯维辛吗？是因为怕她们发觉真相而杀人灭口吗？而且正因为如此，她才选择那些弱不禁风的女人加以关照吗？

……当一个文盲比当个罪犯更丢脸吗？暴露自己是个文盲比承认罪行更可怕吗？

在当时和自那时以来，我常常提出同样的问题。如果汉娜的动机是害怕丢脸，那么为何不是选择文盲这种无害的丢脸，而是选择罪犯这种可怕的丢脸呢？难道她以为自己什么都不暴露就能蒙混过关吗？难道她只是愚不可及吗？难道她那么虚荣，那么邪恶，可以为了避免丢脸而宁愿成为罪犯吗？

……不，她不是因为这些弱不禁风的女人给她朗读才把她们送到奥斯维辛的，她之所以选择为她朗读，是因为她想让她们在不得不去奥斯维辛之前能够在最后一个月里过得更好一点。不，在诉讼时，汉娜并没有在暴露自己是文盲还是罪犯之间摇摆不定。她不做再三权衡，不做巧妙应对。她接受被追究责任的事实，只是不想让自己丢脸。她并没有密切关注自己的利益，而是为自己的真相而斗争，在为自己的正义而斗争。因为她总是不得不有所伪装，因为她永远无法开诚布公，永远无法做她自己，这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真相，一种微不足道的正义，但那是她的真相和正义，为为之斗争也是她的斗争。

……她永远在斗争，如她从前一样，并非为了显示自己能够做什么，而是为了掩盖自己不能做什么。这样一种人生，它的启程意味着节节败退，它的胜利又隐藏着失败。 P147-149

 

可她这么做真的值得吗？那种虚伪的自我形象，束缚她，使她麻痹，使她无法发挥才能，她从中能得到什么？倘若用她维持一辈子的谎言的那种干劲，那她早就学会认字和写字了。 P154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但哲学不关心孩子。在孩子们得不到很好照料的地方，哲学就把她们托付给了教育，哲学把孩子忘记了，”他含笑看着我，“永远忘记，不只是像我有时候忘记你们一样。”

“可是……”

“可是我觉得大人们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到别人头上，以为他们就比别人更懂得什么才是对自己好的。”

“哪怕他们后来自己对此感到很幸福也不行吗？”

他摇摇头。“我们谈论的不是幸福，而是尊严和自由。早在小孩子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区别。虽然妈妈总是对的，但并没有使你得到安慰。”

如今，我喜欢回想起和父亲之间的对话……

……

“我没办法帮你。”父亲站起来，我也站起来。“不，你不用走，我只是背很疼。”他佝偻着身子站着，双手压着腰。“作为哲学家，我是说，你是把我视为哲学家才问我的，我很抱歉，我不能帮你。作为父亲，我无法帮助自己的孩子，这种体验简直让我无地自容。” P157-160

 

……“你究竟想搞清楚什么？人们杀人，是出于狂热，出于爱或恨，或者为了荣誉或者为了报复，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

“你也明白，人们是为了成为有钱或者有势之人才杀人吧？或是在战争和革命中都得杀人吧！”

我又点点头。“可是……”

“可是那些在集中营里惨遭杀害的人，没有对杀害他们的人干过任何事，你是想说这个吗？你是想说，没有理由仇恨，就不会有冲突吗？”

我不想再点头了。他（搭车的卡车司机）说的话没错，但他说话的口气有问题。

“你说得对，没有冲突，也就没有理由仇恨。但是，刽子手也不讨厌被他处死的人，却还是处死了他。是因为他得到了命令才做出这样的事吗？你也以为我现在谈及的事命令和服从吗？”他轻蔑地哈哈大笑起来，“不，我不谈命令和服从。刽子手不服从命令。他干自己的活，不讨厌被他处死的人，不向他们报复，他不是因为他们妨碍了他，或者威胁他、攻击他才杀死他们的。他对他们完全无所谓。他对他们是那么无所谓，可以做到杀死他们，就像他也可以做到不杀死他们一样。”p166-167

 

我必须确保正义得到伸张，无论汉娜一生的谎言对她是否有利。可我不是真的关心正义。我不能任由汉娜该怎样就怎样，想怎样就怎样。 P175

 

六月底宣布判决。汉娜被判终身监禁。其他被告被判有期徒刑。 P179

 

……纳粹历史对孩子们而言也是一个问题，他们不能够也不愿意指责父母任何事情。对他们来说，对纳粹历史进行的争辩不是代沟的表现形式，而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不管这种集体罪责的概念是否可以从道德和法律上自圆其说——对我们这一代学生而言，这种集体罪责的问题却是亲身经历的现实。

……

我不能指责任何人。不能指责父母，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事情是我可以指责的。当时作为集中营课堂讨论参与者判定父亲是可耻的那种拨乱反正的热情，我已经丧失殆尽，那种热情也让我觉得很尴尬……

或许，人们甚至也要对父母之爱承担责任。当时我嫉妒过其他同学，他们和父母划清界限，也因此和整整一代的作恶者、旁观者与无视者、宽容者以及接受着划清界限，并由此消除了他们因为羞耻引发的痛苦，即便并没有消除他们的羞耻本身。可是，他们身上那种自以为是的炫耀常常和我不期而遇，这种炫耀从何而来？人们如何在感觉到罪责和羞耻的同时，又可以自以为是地炫耀？和父母划清界限仅仅是喧嚣一时空话和叫嚷吗？ P185-187

 

我也没法设想自己是行政官员，我曾经作为见习公务员在县政府机关工作过，觉得那里的房间、过道、气味和公职人员都毫无指望，索然无味，令人烦躁。 P197

 

我第一次感受历史，是在研究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典和法律草案时。它们承载着这样的信仰：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美好的制度，这个世界也因此变得更美好……但自从认知到这种信仰是一种妄想以来，我对法学史的进程有了另外一种印象。这种进程虽然有明确目的地，但在经历各种各样的动荡、迷惘以及盲目之后，抵达的这个目的地，却是通向另一个目的地的起点，但在尚未抵达这个新目的地之前，必须重新出发。

……希腊人既然知道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他们何以也会相信返乡呢？奥德修斯并不是为了留下才返乡，而是为了重新启程。《奥德赛》是一部运动的故事，既目标明确又漫无目的，既卓有成效又劳而无功。法学史又有何不同呢？ P199

 

我原以为，如果错过了合适的时间，如果一个人拒绝某些东西太久，如果一个人被某些东西拒绝太久，即便他最终还有精力对付并乐于接受，也为时太晚。但或许不存在“太晚”，而只存在“晚了”？而“晚了”总是要好过“从未”？我不知道。 P207

 

我在长登上再次遇见汉娜时她已经是个老太太。她看起来就像一个老太太，闻起来也像一个老太太。我完全没注意到她的声音。她的声音依然年轻甜美。

次日早晨，汉娜死了。她是在黎明时分自缢身亡的。 P21-223

 

我谈起了汉娜之死和她委派的任务。

“为什么是我？”

“我猜测，因为您是唯一的幸存者吧。”

……被监禁的岁月不应该仅仅是赎罪。汉娜想给它们本身一个意义，她也希望用这种富有意义的赎罪赢得承认。我说了这层意思。

她摇摇头。我不知道她是想以此拒绝我的解释还是拒绝给汉娜以承认。

……

“我十五岁的时候，我们有过关系。”

“您是说，你们一起睡过？”

“是的。”

“这女人好残忍。您对付得了吗，您才十五岁就和她……”p233-234

 

20251109阅毕

20251223摘录于海上无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