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与权力》——撼动世界的《纽约时报》(发布于2024年12月25日,阅读次)

 

《王国与权力》——撼动世界的《纽约时报》

[美]盖伊·特立斯张峰 唐霄峰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7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4次印刷

 

奥克斯的信条——“公正地提供消息，既不畏惧也不偏私”……然而，这种意识经常窒息了他们的写作风格。他们在其他出版物上可以清晰自由地写作，但在《纽约时报》，他们就感觉到了责任，形成了过于谨慎、严格和呆板的风格。在奥克斯时代，呆板根本不是过错。 p9

 

他（赖斯顿）偶尔看起来是天真的，他只看到美国野心的正义性，根本看不到贪婪性，并且多少暗示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好家伙或许比敌人间谍队伍里的好家伙多……艾森豪威尔有一次问道：“这个该死的赖斯顿自以为他是什么人物，竟然要教育我如何管理这个国家？”赖斯顿对伟人的期望很多，不仅仅是身体和心灵，还有精神上的怜悯和高尚；然而，伟人经常使他失望。当他们经常使他失望时，他不去指责他们，而是预示有赎罪和希望的迹象，这就是赖斯顿的特殊感染力。 p12-13

 

……破坏英国的书报审查制度既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是不爱国的行为。更成熟的赖斯顿，那个在1961年反对《纽约时报》发表猪湾报道的人，再不会做这种新闻报道了。《纽约时报》的所有职员都知道，1939年的这个事件是赖斯顿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犯错误的证明……赖斯顿的职业地位迅速上升…… p24

 

卡尔·范安达于1904年被奥克斯任命为主编，是从《纽约太阳报》挖过来的……他是第一个把爱因斯坦公诸大众的编辑——一次在审查一篇关于爱因斯坦的一次演讲报道时，他发现这位科学家在一个方程式上犯了错误。范安达读过象形文字学，发表过许多关于重大考古挖掘的报道。一天晚上，他用放大镜考察了一个4000年前的埃及墓穴的铭文，发现了一处伪造（考古伪造历史悠久啊，子皮笑叹），这一事实后来被古埃及学家所证实……正是范安达驳斥了关于泰坦尼克号不会沉没的断言，在这艘轮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之后杳无音讯时，他推断已经出了事，促使他的手下人员去抓…… p46-47

 

1950年冬天在朝鲜发生过一个事件：《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一个人，在他的一位经常在一起喝酒的上校的帮助下，策划让《纽约时报》纽约总部的一个人离开战区，进行了虚假的检举，说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害怕听到枪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屁股上受过枪伤留下的后遗症，因此他是在宾馆的房间里采访朝鲜战争的。这个纽约人一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阴谋，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了撤销对自己委任的通知时才明白过来。于是他表示强烈抗议，引起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注意。

麦克阿瑟也非常恼火……（又）不想和《纽约时报》结仇，因为他在国内最需要帮助时，这家报纸写过社论给了他支持。他听了《纽约时报》的这个人要求重新委任的呼吁后，皱起眉头……最终，麦克阿瑟满足了这个记者的愿望，但他也气愤地挥手让他离开他的办公室。麦克阿瑟叫喊：“我的上帝，《纽约时报》就不能偷偷洗净它肮脏的衣服吗？” p53-54

 

罗斯福对于《纽约时报》的憎恨不是来自更复杂的理由，仅仅是由于他无法控制这份报纸。很少有在任的总统支持新闻自由——杜鲁门不支持，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都不支持；大多数报纸业主也不支持新闻自由，包括《纽约时报》的业主，当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牵连的时候，任何记者查看业主的经历，都会迅速地发现他们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而牺牲过新闻自由。 p58

 

丹尼尔……是一个报人，他认为新闻界人士应该坚持客观立场，站在政党政治之外，绝不能不可救药地奉献于任何一种事业或任何一个人。这种立场是几乎所有记者都具有的，但要付出代价——这种超然态度使他们失去了通过介入其中产生的更深的体验，而他们有时仅仅变成了见多识广却无动于衷的隐秘探子。他们像看待码头工人罢工一样漠然地看待死亡和灾难。他们认为他们公布别人弱点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从没有亲自提供证据。当然，如果记者和一种事业或一个伟大人物一致起来，他们可以成为卫道士或宣传家、名人的走狗。 p67-68

 

费雷德里克·伯查尔在30年代的报道，特别是来自巴黎的报道，经常贬低德国人，以致《纽约时报》纽约总部的一个编辑预见伯查尔会遭到德国当局的伤害，而做了一件《纽约时报》的人绝对不能去做的事情：这位编辑伪造了新闻电讯的电头。他在伯查尔报道的上端、在日期之前划掉了“巴黎”，写上了“伦敦”，因而违反了苏兹贝格也许最为强调的规矩。苏兹贝格经常说，《纽约时报》一篇报道上的电头是神圣的，并且说读者永远有权利确切地知道电讯是从哪里和何时发出的。 p73

 

文字编辑室新闻界里的特殊工种。他们是屋里的生物，循规蹈矩者，无名的人。 p74

 

30年代在一些犹太记者中都有一种感觉，也就是说奥克斯和苏兹贝格是敏感的人，不想让《纽约时报》在公众面前表现出“太犹太化”，于是编辑们就倾向以首字母来署名报道，取代亚伯拉罕这样的全称。

……《纽约时报》在新闻报道方面原则上力图客观，但现实中它不可能永远是客观的。它是由人，是由有缺陷的人来管理的，这些人以他们能够看到的或者有时是愿意看到的那样来看待事物。他们根据当时受到的压力来诠释原则，希望能够平衡这两者。 p78-79

 

自奥克斯的报纸成为美国社会秩序的《圣经》以来，没有一个犹太人被提拔到主编的位置，即使这家报纸的犹太人编辑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民族和宗教集团，这也许纯粹是巧合。 p80

 

斯科茨伯勒男孩案，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错案。1930年，九名黑人男青年被控强奸了两名白人女孩……无名青年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死刑、99年监禁等刑罚。2013年4月……错判了80多年的斯科茨伯勒男孩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

休伊·朗，路易斯安那州州长（1928-1931）、美国参议院（1932-1935），提出公共工程计划和教育改革、反对富人拥有过分特权、参议院任内分享财富等计划，后被暗杀。（译注） p86

 

《纽约时报》：它是每天的奇迹……其中50份进入白宫，39份进入莫斯科，有几份被偷运到北京，一份厚厚的星期天版在每周末被空运给台湾的外事主管，他每次都得付16.4美元。

……《纽约时报》……的纸张消耗每一年都要吞掉500多万棵树。 p95-96

 

广告对日常生活展现了第二种愿景，证明世界不完全是充满了贫穷、威胁、炸弹和灰烬。

……当然，广告强调的是积极的方面，而新闻强调的是消极的方面。真理就在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

新闻注意的是名誉和权力、巨大的成功和巨大的失败；广告却迎合了每一个人每天的梦想，可以得到的甜蜜生活，消遣的小玩意和可供出逃的交通工具。 p99-100

 

乔治·奥克斯-奥凯斯不遗余力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所有其他的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主张。这一观点也被阿道夫·奥克斯所认同，多年来一直是《纽约时报》社论方针的一部分。

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成为《纽约时报》的业主后发表讲话和声明，呼吁犹太人不要煽动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国家。1930年苏兹贝格加入了一个有影响的犹太人集团，他们强烈要求罗斯福总统不要任命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为大法官，他们认为这会在美国增加一种反犹太人主义倾向，这个观点是为罗斯福所讨厌并无视的。1946年《纽约时报》撤销了美国自由巴勒斯坦联盟提交的广告，激怒了犹太复国主义者，致使苏兹贝格发表了冗长的讲话解释…… p119

 

……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下要对这种种族偏见负有责任。如果犹太人少一点在美国建立自己的学校和大学的欲望，不再首先把自己当作犹太人，犹太人和其他美国人之间的隔阂就会减少。 p122

 

……社论部的政策是坚决支持蒋介石。写了大部分社论的专家是一个中国通，是蒋介石的崇拜者，很少会表达冒犯这位通过译文阅读《纽约时报》的领导人的意见。这位作家退休后，约翰·奥凯斯在50年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因他对麦卡锡主义的尖锐社论而引人注目。和其他重大问题相比，《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政策开始明显改变了。奥凯斯认为美国承认共产党中国成为联合国一员是明智的，当这种观点开始渗透进《纽约时报》的社论中时，蒋介石暴怒起来。p128

 

60年代的斯佩尔曼，像罗伯特·摩西一样，走得太远了，自由主义者越来越不自由，包括《纽约时报》的一些像约翰·奥凯斯这样的人。 p133

 

斯佩尔曼红衣主教去世的当天，《纽约时报》为他发表了一篇社论……相反，这篇社论把他描绘成一个顽固不化而又有表现欲的人，挖掘了注定是他罪行的东西：“他以蛊惑人心的过分言论支持后来的参议院麦卡锡，他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夫人进行了拼命攻击，因为她主张在教育上宗教应和国家分离。在政治事务上和公共辩论中，他经常是以一种命令的口气说话，披着一种权威主义的外衣……他有时都是在琐碎的问题和失败的事业上滥用他和他教会的特权。” p134

 

蒂什曼说，这是最可怕的、残忍的、愚蠢的、不公平的。这些公寓大楼并没有像那篇社论说的那样，破坏了空中的轮廓线。蒂什曼说，相反，它们给这片单调的土地带来了优美。为什么《纽约时报》允许发表这样的抨击？

……格林继续说，为了使他的推销售的声音成了更使人放心的，要做的最好事情是什么也不做，忘掉它，只当它没有方生……格林说，没有人会去读这些社论。

……后来，在这些豪华的公寓住宅起用并且被租户塞满后，蒂什曼才相信格林的建议是正确的——没有人会去读这些社论。 p135

 

《纽约时报》的高层权力是一种缥缈的因素——约束了能力，形成了压力，决定来自公司集体，但很难看出哪个人做了什么，经常像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做任何事情……他们对市政府、华尔街、联合国的秘密事务知道得很多，但他们不知道《纽约时报》的高层在进行什么。如果他们刺探得话，他们也许会发现，但《纽约时报》的雇员不可以深入刺探他们上司的事务。 p156

 

……一些建议被接受了，另外一些被否定了。双方进行了小小的讨价还价，谅解最终达成了。这两种力量本质上都追求同样的目标，保护民主制度和现行秩序，这种高层同宗的精神经常通过各层次透露给基层：一个政府的小官员很快接到了来自《纽约时报》编辑们的电话；第四十三大街上那位骑马的警察关照他的报社朋友非法停放的汽车，《纽约时报》也关照他的马；法院的职员能摆平一个难对付的纽约警察做不到的事情…… p157

 

……时报大楼……业主餐厅……餐具都摆放在透明的玻璃碗里，这样特勤人员就能确定里面没有炸弹。 p158

 

克罗克想起了传闻，普利策奖主要是受“相互吹捧”的因素影响的。克罗克认为，如果普利策奖委员会把这个奖给了它的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就会使这种传闻有了实际证据。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方案，禁止奖励委员会的成员，这个方案被采纳了。 p163

 

赖斯顿出于一些经常不被他们两人注意的理由而喜欢劳伦斯。劳伦斯工作努力，的确具有一种孩子气的魅力。至于劳伦斯的另一方面——酗酒，两次离婚，，鲁莽，明显的无耻——也的确让赖斯顿的加尔文主义倾向受不了，但每一个家庭都为一个犯错误的儿子留有余地，在华盛顿分社劳伦斯的角色就是这样的。 p167

 

……因为斯大林去世了，赫鲁晓夫着手推行伏特加外交的新政策。丹尼尔到达西伯利亚时……他几乎被这个地方吸引了，他看到热情友好的工人和农民过着一种艰难但正常的生活，试图实现一种更好的生活。……现在，1966年，丹尼尔阅读着戴高乐的访问，阅读着成千上万的西伯利亚人如何沿着游行道路欢呼法国领袖，突然他停在一句话上，这句话推测这次访问“给他们那里带来了好奇和欢乐——一种单调乏味生活的中断”。单调乏味的生活？丹尼尔生气了。《纽约时报》的这位记者如何能断定西伯利亚人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的？……丹尼尔思忖，对西伯利亚人的生活做出这样的判断绝对没有什么证据。 p173

 

费萨尔说了他不得不说的话：以色列的朋友不是阿拉伯人的朋友——“犹太人支持以色列，我们认为那些为我们的敌人提供帮助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他发表的声明一下子激怒了美国的犹太人集团，他们告诫纽约的政治家们注意一下纽约众多犹太人的选票，因此林赛市长取消了为费萨尔安排的宴会，纳尔逊·洛克菲勒州长取消了和这位国王的会见。中东的阿拉伯人受到了侮辱，使白宫感到为难……

《纽约时报》不能忽视这样的新闻……约翰·奥凯斯也发表了一篇社论，在该文中他认为国王的评论是“令人震惊的”，但他也指出林赛和洛克菲勒不顾白宫和国务院的呼吁而拒绝履行“接待一位国家元首的公共义务”是“无礼的”。 p176

 

什么？丹尼尔转过身问道。

丹尼尔的左耳听不清，这是他12岁时遭受的损伤造成的。 p179

 

《纽约时报》的业主，保持着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不拥护奴隶制，但也不激烈地反对它。他叫亨利·贾维斯·雷蒙德，他和35年后买下《纽约时报》的阿道夫·奥克斯有许多共同之处——雷蒙德像奥克斯一样，想敞开所有大门，在公开发表意见方面不想陷得太深。正如雷蒙德所写的：“世界上很少事情是值得生气的，如果有的话，也恰恰是那些即使生气也无法解决的事情。” p189-190

 

尽管亨利·雷蒙德是林肯的一个私人朋友——他是使林肯再次当选总统的竞选班子领导人之一，在编辑《纽约时报》期间他对政治仍然是积极的，甚至有时会忽视《纽约时报》……

1863年夏天，在征兵暴乱期间，时报大楼本身也受到了纽约一次暴乱的威胁……在格里利的《论坛报》大楼的窗户被砸碎，如果不是警察平息暴乱就会受到严重危害之后，雷蒙德给他的职员配备了枪支，并且允许他们向入侵者开枪。雷蒙德主要是靠他和林肯的友谊，还从战务部得到了两支加特林机枪，架在《纽约时报》经营办公室里……但暴乱者根本没有接近报社。

在这场战争后，《纽约时报》的繁荣程度出现了暂时的衰退，因为雷蒙德在政治上投入的时间太多——他已经成了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而且还因为他反对报复性地惩罚南方的态度，冒犯了已经控制该党的激进共和党人。p192-193

 

阿道夫·奥克斯已经71岁了……以致他的每一次来访都成了一件大事，是相当令人激动不安的时刻，编辑部的脑袋一致地随着他在走道上的每一步转。 p203

 

当他（奥克斯）1896年买下《纽约时报》时，每天亏损1000，美元，欠债高达30万美元，而且没有任何复苏的希望。1869年，亨利·贾维斯·雷蒙德……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在1891年琼斯去世后情况变得更糟……最终导致它破产。正是在这一刻，38岁的阿道夫·奥克斯用7.5万美元买下了《纽约时报》。

他的这笔钱是从各个银行和一些人那里借来的……而且也被奥克斯从影响的国会议员、铁路所有者、部长、编辑甚至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那里求来推荐信所打动……

在36小时之内，克利夫兰总统答复了奥克斯：

在你对《查塔努加时报》的管理中，你已经证明了你是如此忠实地坚持了民主党的原则…… p204-205

 

他（奥克斯）提出了一个口号“刊载所有适合于刊载的消息”。如果有人能写出一个十个词的口号比这个更好，奖励100美元……总共收到了两万条建议，其中150条在《纽约时报》上得以发表。被唯一一位评委——《世纪》杂志的编辑挑选出来的获胜口号是“囊括世界所有的消息，但不是一个丑闻学校”……但他还是认定更喜欢他自己的，所以他一直坚持用他的口号。

阿道夫·奥克斯既是一个内心充满勇气的人，也是一个外表上重礼节把每一个人都称为“先生”的人。他甚至在给他的职员讲话时也称他们为先生，并且坚持要求《纽约时报》在第二次提到某个人时也要这样称呼，这一政策在《纽约时报》一直延续到今天，当然涉及罪犯或运动员时例外。 p208-209

 

“虽然你没有意识到，”加勒特说，“但你的勤奋和天才所创造的这个大机构的传统，限制了你自己的表现。”

奥克斯拒不相信这一点。相反，他谈到了《纽约时报》光明的未来，《先驱论坛报》的竞争会被证明是无用的。

加雷特·加勒特在《先驱论坛报》干得很好……然而，他保持着同《纽约时报》的朋友们的接触，包括阿道夫·奥克斯。1921年在奥克斯庆祝他当业主25周年纪念时，加勒特在一封信里写道：

亲爱的奥克斯先生：

25年前《纽约时报》是你的起点，24年前它是你的起点，十年前、五年前、一年前，甚至昨天，他还是你的起点。这就是对我来说非常惊奇的东西。每一天《纽约时报》都是你的起点，它决不会结束。你不说“我已经”，而总是说“我们将”。我记得有一次我说《纽约时报》已经是个完备的机构；我想知道建成这个机构是什么感觉。你盯着我说：“但我还没有开始呢”。

如果对你的不停止的精神来说是可能的话，一期完美的《纽约时报》会给你一个只是片刻的幸福。因为完美只存在于此刻，明天是一个新时代，明天是你生活的地方。

奥克斯一时为收到加勒特的信而高兴，它到来之时正是他似乎不能满足之时…… p218-219

 

在林白绑架案（1932年，美国著名飞行员查尔斯·林白年仅20岁的长子被绑架撕票，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绑架案之一。）发生后，奥克斯雇用了保镖来保护庄园，免遭对孙子们的可能得伤害，他还坚持把他们送到欧洲待一段时间作为进一步的防范。……《纽约时报》没有哪个雇员在查塔努加或纽约被解雇。然而，他对国家的经济状况感到气愤，他放弃了他毕生的民主党保守主义，成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在1932年选举前支持罗斯福。 p225

 

对现在（1933年2月，奥克斯在金婚纪念日的声明，一个月后，奥克斯75岁）来说，我们正在从冻结的金融、疯狂的投资和不正常的贪婪的野蛮的放荡中恢复过来。每一个人似乎都失去了富裕的责任感，暴发户的流行病横扫全国。 p229

 

1935年4月8日奥克斯去世，享年77岁。富兰克林·D.罗斯福，还有其他几百位领导人发来唁电。美联社在全世界的电讯静默两分钟。查塔努加的每一个商社和工厂都关门一天，纽约市降半旗。 p230

 

1920年他（默茨）给《新共和》写的一篇文章是分两部分的系列文章，合作者是沃尔特·李普曼。这篇文章对《纽约时报》1917年3月到1920年3月对俄国革命的报道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默茨和李普曼写道：《纽约时报》每天的报道都对苏维埃革命者有很大的偏见，非常急于表达对美国及其盟友最容易消化的事实，从而使《纽约时报》的读者误以为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取胜。有利于布尔什维克的事实都被弄成了像是政治宣传，不利的事实被表达成无可辩驳的真理。默茨和李普曼对《纽约时报》报道的分析得出如下一个主要结论：这家报纸整体上来说被人们怀有的希望给统治了……《纽约时报》对俄国报道的不是事实，而是记者们自己想看到的。 p234-235

 

在奥克斯看来，允许一个记者对美国总统和国会说三道四，这样的做法是不明智的。 p26

 

罗斯福在一次克罗克（罗斯福公开地把克罗克成为“小阿瑟”）没有参加的新闻聚会上讲了一个典型的寓言。他说：“小阿瑟一次到巴黎旅行，想看看风景。他请求当一名仪仗兵，结果被派给了共和国的总统和军队总司令，他如愿以偿。不久后，总统陪他来到罗浮宫，他们在那里看到了米洛的维纳斯雕像。‘啊！’小阿瑟赞叹道，‘多么优美，多么古典的美丽，何等的神圣！’但他走近一看说，‘哎呀！她有口臭！’”

阿瑟·克罗克反唇相讥地做出了反应，把罗斯福描绘成一个狡猾的“教授”或“狐狸老弟”。克罗克指责罗斯福的罪恶是“比我见过的任何人物都更无情、更聪明、更巧妙地极力压制正当的负面评论”。克罗克，一个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把新政推行者视为一个威胁集团。这个集团正在毁灭美国的权利，利用联邦财政部来保住官位，推进那种会使国家屈服于更恶毒的自由主义者或“一种法西斯主义者”的立法。 p236-237

 

普利策有一次写道：“克罗克的舌头像金刚砂一样锐利，心肠又像玉米片粥一样柔和。” p239

 

……记者还会成为沃尔特·李普曼所谓的报纸事业的祸根，即任人唯亲，新闻界和政府消息源之间的朋友情谊。这是由他们密切的日常关系、他们彼此间个人的信任和在职业合作上的相互依赖造成的，这最终——的确经常——意味着记者在精神上成了政府的一部分……所以，对大多数记者最有利的就是从正面报道政府新闻，只有最优秀的记者，最独立和雄心勃勃的记者，才会不受这种任人唯亲的影响。

……“信任鸿沟”的出现，是多年以后得事情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之后的鼓舞精神，在战后繁荣时期的顺从，对国家智慧和正义的信仰深深注入了美国人的思想里，这种哲学并没有被朝鲜战争或杜鲁门政府的丑闻所破坏。直到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最后几年，许多关于美国的幻想才开始减退。

加速这种幻灭的是这样一些因素，入苏联在空间领域的成就锁引起的震惊。当局在U-2飞机遭苏联击坠事件期间散步的谎言，这是“信任鸿沟”的开端。到20世界60年代，全国性的怀疑已经加剧成全国性的不满，这首先是由不被旧的幻想所触及的新一代美国人激发的。这一代人不愿意在道义上支持政府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或者在国内的民权姿态……国旗和兵役应征卡被烧掉了，爱国主义成了傻瓜的品格，旧态度和术语的含义被扭曲——“法律与秩序”实际上意味着种族主义，“母亲”和“和平”成了有争议的词……对政府的话应该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听——《纽约时报》在纽约的编辑像其他任何人一样也受到了新的幻灭和怀疑主义影响，前所未有地刺激着华盛顿分社对政府保持一种审视的眼光，以暴露它的罪恶。  p245-246

 

在奥克斯的早期日子里，当时美国政府是一种孤立主义的力量，派出的是更高志和独立的大使。当时《纽约时报》的特点是分社社长和记者在世界的大城市中享有一种大使般的地位。但在60年代中期，《纽约时报》的总部像白宫一样，似乎致力于垂直管理。p248

 

他的工作是提供能在小册子上发表并散发的文章，以鼓励更多的中国人参加抗日战争。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就像伦道夫之后向妻子所解释的那样，中国的将领，腐败的同时，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军队参战，因为参战就意味着人员的损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地位、权力的削弱，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参战会使他们丧失在黑市上出售补给得来大量的钱财。 p272-273

 

这张照片在业主办公室里引起了一场“大地震”……在《纽约时报》涉及性的地方的确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双重标准；那就是，尽管性是许多优秀的记者、编辑、管理者和遵守规矩者会独在这方面犯的传统错误——有句老话说，“喝酒是《先驱论坛报》的祸根”，“性是《纽约时报》的祸根”——但《纽约时报》人的个人习惯也的确很少败坏这家报纸本身的纯洁性，它仍旧是相对维多利亚式的……曾有传闻说《纽约时报》的编辑在照片印出来之前要把狗的生殖器弄模糊，遮住某个胸部丰满的歌剧女高音歌手的乳沟。可是，梦露的照片不是“富于性感的裸体女人像”——她穿着一件不透明的黑外衣——她和迪马乔结了婚，在奥克斯先生的报纸上发表了一张富有激情的婚礼亲吻的照

片，似乎没什么不合适的，至少伦道夫是这么想的。 p274

 

1949年……一个叫霍华德·昂鲁的老兵在新泽西州坎登的大街上发了疯，用手枪射击13人，然后向警方投降。伯格用了六个小时追溯了昂鲁事件的过程，采访了看到这一狂暴行为的50人……伯格因为这篇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他把1000美元的奖金送给了昂鲁的母亲。伯格后来用了两年时间研究和写作《纽约时报》的正史，因为《纽约时报》要在1951年庆祝它的百年纪念……它（正史）实际上是不可能取悦于他们所有人。他们对这本书做了许多删节和修改，当这本书在1951年出版时，尽管在评论和商业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伯格却向一些朋友坦白，他有时真不愿意让他的名字出现在封面上。 p283-284

 

在这家报纸的历史上，没有什么时候比1955年12月和1956年1月更阴沉了。以前《纽约时报》在被审查时，它要么无视这些问题，要么很容易证明它的立场，但现在它却不是无懈可击了。麦卡锡主义的运作在这个国家是无孔不入的，在《纽约时报》的4000名雇员的记者和编辑队伍里，它的商业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工人中，的确有一些人曾是美国共产党员……

对《纽约时报》来说，这是一个的、棘手的、麻烦的时期，一个怀疑和冲突、气愤和同情的时代。《纽约时报》有一些职员，政治上的保守分子和狂热的爱国者，现在对那些被认定一度是共产党员的人冷眼相待。结果，一些私人友谊，甚至同事间的礼貌突然地结束了。还有一些职员，尽管私下憎恶麦卡锡主义，尽管对同事被揭发感到很遗憾，但现在在编辑部里与那些被点名的人相处却显得更谨慎和更疏远……

这种调查在某些方面是一种伪装，对此几乎无可怀疑，然而《纽约时报》无法妨碍调查的过程。 p298-299

 

（1957年）赫鲁晓夫要卡特利奇在5月10日星期五下午去克里姆林宫……第二天，在苏联外交部一位新闻官的陪同下，卡特利奇在指定的时间和乔登一起来到了克里姆林宫。

……这次采访再次证明了赫鲁晓夫已经表明要反对斯大林主义。卡特利奇通过《纽约时报》直接把反斯大林主义的信息传递给华尔街的资本家和华盛顿的政治家。

随着采访继续下去，赫鲁晓夫似乎兴奋了起来，自由地做手势，滔滔不绝地回答问题。卡特利奇在等着翻译时，陷入了深思：卡特利奇极力提醒自己注意这个场合的重要性，让自己记住，他现在坐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面前是这架机器的总工程师，一个能对维护和平或毁灭世界有重大影响的小个子。在理智上卡特利奇能使自己相信这一点。他承认这是一个事实，但他根本感觉不到它。也许是因为距离的缺失。这个与共产主义一号人物面对面的会面没有给想象的自由发挥、新闻阐释、电视幻觉——那一系列能够制造恐怖游戏的信息装置和策略留下任何空间，而这些装置和策略确实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岁月造成了举国上下的猜疑；确实在核弹危机时将乐观主义者全部赶进了防核尘掩体，将他人赶出了城市……在克里姆林宫，卡特利奇能听得见赫鲁晓夫的呼吸，看得见他的蓝眼睛、红脸庞和粗脖子以及劳动者的双手……在这里，卡特利奇一直听说的共产主义威胁的险恶的幽灵并没有使他感到警觉，卡特利奇没有以任何方式被吸引住，感到平静或被打动。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他已经碰到了情感的死亡地。

赫鲁晓夫站起来……提到了访问美国的可能性，但又笑着说，作为一个旅游者他不印下指纹就不能去美国，他不喜欢这样。卡特利奇迅速抽出他的国防部认证卡，展示卡背面他的指纹，解释说在美国没有人会对为这些文件印上指纹而生气。

“那么你一定是个罪犯了。”赫鲁晓夫笑着说。 p308-310

 

那是令人不愉快的一天，罗森塔尔仅仅因为自己在梅农谈论贫困时随意地点点头，就引起了这位印度外交官的气愤——“你不要这样对我点头！你根本不知道我谈论的是什么样的贫困！”

梅农说得对。罗森塔尔以前所知道的贫困根本不能喝印度的贫困相比。罗森塔尔儿童时期在美国也曾生活在贫困之中，作为一个得到救济的病人也曾体验过不良的医疗条件，亲眼目睹了他的父亲和五个姐妹中的四个由于事故或不治之症或缺医少药而不幸死亡。他是带着这样的想法长大的：生活的本质就是痛苦的缺席。他对医生的不信任根深蒂固。

10岁时（1932年？），他成了骨髓炎的牺牲品，不得不拄着拐杖走路，被迫失学两年之久。他在纽约进的医院是一个肮脏的设备很差的地方，病人全都得不到重视，有时是让实习生——医生极少出现——来治疗，有时见不到一个护士或护理员。医生给罗森塔尔的大腿做的手术又做错了地方，在愈合时才知道他再也不能走路了。幸运的是，他的一个姐姐给梅奥医院（美国著名的非盈利医疗机构）写了封信，这个医院把他作为需要救济的病人接下来，成功地使用磺胺类药物（试验？子皮猜想）使他恢复了活动能力。梅奥医院成了他童年时代美国人道主义的象征。p340

 

21岁，成了《纽约时报》人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退学。他还差四个学分就能申请学位了，但他觉得现在已经和《纽约时报》完全结成一体了，以致他和城市学院（纽约）的关系似乎成了一种干扰。几年后，罗森塔尔成为《纽约时报》最出色的年轻人，他被城市学院列为杰出校友……p345

 

在乔治城会议——美国、英国、苏联和国民党中国参加了——之前，赖斯顿悄悄地得到了同盟国各国的意见书……赖斯顿的线人实际上是在中国代表团里。中国代表团不满意这次会议上的政治上安排，因此愿意和《纽约时报》合作。这证实了赖斯顿给记者们的一个教导：“你们应该去找那些不高兴的家伙。” p348

 

他还写了他特别赞颂的一位印度代表贝内加尔·劳爵士。后来有一天贝内加尔爵士在回答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时对他撒了谎。这种谎言是世界上每一个高级外交官在此时或彼时无疑都会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说出来的。但对于年轻的罗森塔尔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幻灭的体验——杰出的有教养的贝内加尔爵士像布朗克斯的政治走卒一样说谎。罗森塔尔痛苦地来找他，告诉了他自己的想法。这位印度代表的确很遗憾，多少受到触动，极力辩解说：“可是，阿贝，我是为了祖国的最大利益才对你撒谎的。”

“是的，”罗森塔尔尖锐地回答说，“为了我的报纸的最大利益，我不再问你问题了。”接着罗森塔尔说：“你可以用‘无可奉告’来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你不这样做了？”

贝内加尔爵士说：“因为你当时就会知道真相。”

在这一点上贝内加尔爵士无疑是对的。但罗森塔尔再不会这样信任一个消息来源了，尽管他和贝内加尔爵士的友谊很快恢复了。p349

 

艾伦·德鲁里把华盛顿描绘成一个妥协的和任人唯亲的城市，这种描绘是从1959年他的畅销书《建议与采纳》的出版开始的……正如《纽约时报》对《建议与采纳》所作的评论一样：“它包括的真理足以使华盛顿的一些新闻界人士局促不安。”该书称华盛顿新闻界的成员，主要由自由民主党人构成——德鲁里立场更保守——为了讨好自由派政治家的观点而倾向性地编辑新闻。在他的第三部小说《荣誉的能力》中，德鲁里阐述了偏私这一主题，详细叙述一代年轻记者如何从全国各地来到华盛顿，“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想象，抱着坚定的信心，要诚实地无所畏惧地告诉人们美国的真理，不管有利于谁或者妨碍谁”，但“还没等他们认识到真理，他们很快就开始写新闻了，不是为国家，而是为彼此……”德鲁里的结论是，就像华盛顿的诱惑力腐蚀了一些政治家一样，它肯定也腐蚀了新闻界的一些人，尽管这一过程中他们很少是有意的和恶意的。 p366-367

 

决定权在编辑手里。是他们最终决定什么是明快的，什么不是明快的，什么东西适合发表……《纽约时报》对官方的东西充满了敬畏。 p368

 

但卡罗尔没有直接引用后来在他的报道中出现的肯尼迪的原话（“我的父亲一直对我说，所有商人都是狗娘养的，但我今天才相信这一点！”）…… p374

 

这次罢工从1962年12月8日开始，持续了114天……在1962年至1963年的罢工期间，印刷工工会主席伯特伦·A.鲍尔斯曾预言，纽约日报的数量最终会减少到三家，他说对了。只有《纽约时报》和两家通俗小报，即早晨的《新闻报》和晚上的《邮报》，仍在这个城市里存在，而1900年这个城市却有16家日报，1930年也有12家。

纽约报纸消失是多种原因的，雇主的发言人和劳工的发言人有不同的解释……工人害怕新的自动化机器，而老板却将其视为生存下去的工具。尽管新技术论者有模糊的许诺和委婉的说法，但工人们知道，自动化会最终破坏他们的手艺和安全，所以他们提出了被老板们认为是更苛刻的交易。但老板有自己的、营利者的想法，他们不是慈善家。老板们居住在第五大道上，或者在其他时髦的社区住。他们还有周末的别墅。尽管他们拥护平等的事业，但他们却把自己的孩子送进私立学校，躲藏在高高的篱笆墙后，有看门人来守卫。……在任何经济危机中，持各种意见的报社老板总是和富人站在一起。

工人就不同了。他们是满手油污、不被注意的人，只有当他们犯了错误，漏了一行字，击错了键盘时，他们的工作才会被注意到。他们生活在小平房或公寓里，周围是少数民族的邻居，他们不关心中国或共同市场，只关心正被蚕食的贫民窟、他们小额的投资和相邻的学校。如果他们关心远方的战争的话，那也是因为他们的儿子会第一批应征参战。他们忠诚的不是报纸，而是工会……

在这次持久的罢工中，报社老板们可以寻求并且得到总统和国家的支持，因为政治家们总是急于做那些对老板们有利的事情。但工人只能指望他们的工会……鲍尔斯41岁……只上了两年高中就当了印刷工人，在他看来工会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如果雇主公平地对待他们的雇员，不剥削他们，就绝不会有工会。但慷慨大方不是雇主们的传统美德，鲍尔斯从自己当印刷工的经验中得知，老板很少自愿地做出让步。印刷工甚至像洗手和撒尿这样的事情，也要在契约中规定下来。事实上，1962年和老板谈判的条款之一就是印刷工愿意放弃一天15分钟的“上厕所时间”，以此换取把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从36个小时15分钟减少到35个小时。但老板们想当然地认为，不管在契约上有没有规定，印刷工都会拖延上厕所的时间，并且说每周工作时间的减少会增加生存成本。 p376-378

 

高层的全国劳工领袖也过着好生活。在高层，劳工同经理已经没有大的不同。他们已经获得了权力，被邀请出席同样的政治宴会，在讲台上紧挨着坐在一起，所以你很难区别他们。很快，至少年轻的劳工领袖，会像老板一样，去找同样的裁缝，由同样性感的女修指甲师来给他们修指甲，或许也会和老板们有同样的邪念。 p389

 

1963年4月1日，也就是雇员终于停止罢工……鲍尔斯在他的三个关键问题上取得了突破。鲍尔斯得到保证每周工作35小时（作为回报，取消了印刷工每天15分钟的上厕所时间）……薪水增加了，在

两年期内人均周薪12.63美元，大概比没有罢工前多了2.5美元。 p390-391

 

……后来在1946年春——4月1日，他（苏兹贝格）认为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日子——他退役回到了纽约。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参加高中同等学力的考试，这样他就有资格上大学了……“加上我老子在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里”——他进了哥伦比亚大学……p402

 

记者队伍中的成员，主要是那些来自中产阶级下层的人。正是他们有动力、有耐心，能坚持下去成为成功的记者。在一代人中，如果他们的署名报道闻名遐迩，他们就可以摆脱他们童年简单而默默无闻的生活，上升到管理者的内部圈子里。他们可以对总统产生影响，和洛克菲勒们结下友谊，在社交和政治权力的场所有一个前排坐席。有了这些地位，他们不仅可以观看，而且也可以影响他们时代的事件——如赖斯顿，一个贫穷的苏格兰移民的儿子所做的；如克罗克和卡特利奇、丹尼尔和威克，这些南方农村的孩子所做的；如A.M.罗森塔尔和其他几十个美国犹太人所作的，他们的祖先都是从欧洲的贫民窟里逃出来的。

……

大多数报社记者是从中产阶级下层的白人中上升起来的，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根本没有富人和特权人物的儿子，但他们很少成为杰出的记者。这一职业似乎是同他们的本性不相容的。他们像约翰·F.肯尼迪一样，发现报纸报道是有趣的，但持续时间不会很长。因为他们不渴望用署名报道来满足他们对名气的需要，而依赖于已有的家族名望来保证自己受到特殊的待遇（有个“我的父亲是李刚”很重要），所以他们很少有干一辈子记者工作的倾向，除非他们喜欢不规律的生活，或者把新闻工作当做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或社会改革的手段。……但作为记者，他们有特权的过去就不是什么财富，他们很少能竞争过那些有着更强烈发展本能、更渴望上进的新闻工作者。p404-405

 

直到1942年，《纽约时报》仍然称弗兰克·科斯特洛这样的诈骗者为“运动员”。在20年代，当马克尔问奥克斯为什么《纽约时报》像《每日新闻》那样用大量的版面报道霍尔-米尔斯案丑闻——一个仍未解决的谋杀案，在这个案件中霍尔牧师和他的唱诗班情妇米尔斯夫人被杀死在新泽西的一个苹果树下——奥克斯回答说：“当《每日新闻》刊登它时，它只是性；当我们刊登它时，它就是社会学。”

现在，1964年，尽管马克尔身体健康，甚至拼命反对，但还是被撤换掉了星期天版主任职位。马克尔意识到自己有不讨好别人的名声，但他是41年前被奥克斯雇用来的，并且他认真工作了；他把他个人的名声主要归咎于那些恶毒的作家，他们未能通过他的检验。但有一些人称赞马克尔，如星期天版部的编辑们。他们说：“马克尔的麻烦在于，他一直是对的。”马克尔偶尔和玛丽莲·梦露一起吃饭……

但庞奇·苏兹贝格对马克尔完全没有传统的胆怯。尽管称赞马克尔的巨大贡献，尊敬他的做法，但苏兹贝格在和马克尔面对面时，坚持要马克尔把星期天版的主任职位交给丹尼尔·施瓦茨。 p422-423

 

 

 

         

 

 

罗森塔尔指导一个叫作马丁·托尔钦的年轻记者去考察医院生活，描述陈旧的条件，给贫穷人的低劣待遇，医疗经营管理普遍不善。这些文章引起了立法调查和一些改革……罗森塔尔还派记者去写写一个年轻女人的惊人案子——这个女子一天晚上曾哭喊着求助，却在邻里的麻木不仁中被杀害了，当时有38个人听到了她的喊声，却无动于衷。这篇报道在全国得到了转载和评论，导致罗森塔尔更彻底地开拓关于城市里的冷漠、纽约人的态度的主题——纽约人出于害怕肉体上或法律上卷入他们目击到犯罪事件，因此假装没有看见。 p436-437

 

丹尼尔·伯罗斯是否的确是犹太人，如果是的话，一个犹太青年如何和为何成了一个纳粹分子呢？ p444

 

纽约的纳粹分子非常穷，他们甚至买不起制服，这使他非常失望。当一个信奉种族主义的朋友为伯罗斯争取到一个参加三K党邀请信时，伯罗斯（犹太人）愉快地接受了，穿上了白长袍和风帽。他的热情显而易见，精力充沛。他很快被任命为纽约的头子，管辖几十个成员，于是引起了专门负责对付政治小集团的警方和政府当局的注意。 p454

 

最终，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他拿起一把枪，把一粒子弹射进自己的胸膛，另一粒射进了自己的脑袋。

第二天，《纽约时报》收到了一些读者的来信。他们谴责报社“侵犯了伯罗斯的隐私”，也有记者质疑揭露一个明显病态的人是不是明智的。甚至新闻编辑部的一些人也觉得，《纽约时报》在这件事上走得太远了。他们认为，伯罗斯不是一个重要的公众人物，仅仅是一个怪人，他们把这篇报道解释为《纽约时报》容忍过分剧烈的报道的又一例。

然而，其他记者和读者不赞成这种看法。他们认为，《纽约时报》关注一个有潜在危险的狂热之徒是履行公众服务的职能，因为这种人会企图暗杀总统或世界其他领导人。他们说，当伯罗斯成了一个政治活动家的时候，他也就放弃了自己的隐私。 p460

 

1966你6月的一天，当阿贝·罗森塔尔刚开始读《纽约时报》时，他并没有注意到有这么一条新闻：在30版，用小五号字印在纽约城市学院的获奖学生名单上。它是这样写的：

布雷特奖给予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努力工作的学生——杰克·巴恩斯。

对那些读过恩斯特·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的人来说，这里所说的两个名字是书中的人物：布雷特夫人和那个爱她的性无能者杰克·巴恩斯。他们居然出现在《纽约时报》上了！

……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报道，一个五栏标题写道：“校长戈欣告诉普林斯顿大学学生幽默感是不必要的。”

如果那位被派去采访纽约城市学院报道并汇集获奖名单的《纽约时报》记者，是故意犯这种把虚假消息塞进《纽约时报》的话，罗森塔尔想，那么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只能开除他。

……困难在于……是罗森塔尔最喜欢的通讯员，一个21岁的年轻人，他让罗森塔尔想起了自己的过去……

罗森塔尔给克莱德·哈伯曼在布朗克斯的家打电话……正在此时，仅仅是此时，哈伯曼才想起他忘记了清除这个幽默的奖励了。他曾打算，或者说他也许打算，把这个长名单送给编辑之前，把自己搞的这个玩笑从名单上清除掉。他记得当时在新闻编辑部里非常厌烦和无聊，在打字机前用了几个小时录入这个没完没了的获奖名单，这个名单两天后要提交给学院的毕业典礼——几百个名字和奖励。他想，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它是浪费版面，是对眼睛的折磨，使他感到头痛（不断地敲打各种奖项）……这句话突然闪现在哈伯曼的脑子里，他的手指把它敲在了纸上。他笑了，觉得非常有趣的，并决定马上把它删除，但又没有，他继续打字……后来忙于别的事情了，在他写报道时就忘了“巴恩斯”和“布雷特夫人”的事了……

哈伯曼现在接受了这个现实……罗森塔尔打断他的话说：“是的，这就是你看起来很愚蠢的原因——我曾经支持你，书面表扬过你，你一两年后就能转正……你让我看起来就像一头蠢驴，你让《纽约时报》看起来像头蠢驴……” p463-468

 

……得知约翰·F.肯尼迪夫人要求撤销出版曼彻斯特的这本书。

《书籍》十月，独家报道，我们得知约翰·F.肯尼迪夫人要求哈珀和罗出版社撤销出版威廉·曼彻斯特关于她丈夫被刺杀的正式的、坦率的著作，即《总统之死》。引用肯尼迪夫人的话说：“如果按我的决定不出版这本书的话，那么曼彻斯特先生将因他付出的时间而得到补偿。”……

……每一天肯尼迪党派和支持曼彻斯特的力量都把这些细节透露给新闻界——每一方都在争取舆论的同情，要么是企图以侵犯隐私禁止这本书的出版，要么是出版这本书以验证真相……

……《时报杂志》把这场争论描绘为“窃听之战”：胡佛指责肯尼迪——当他是美国的司法部长时——知道中央情报局在使用窃听器侵犯私人领域和会谈的隐私，但肯尼迪否认这个指控……后来曼彻斯特和杰奎琳的事件突然迅速蔓延开来，冲淡了胡佛和肯尼迪的争议。

……曼彻斯特同哈珀和罗出版社……将在海外新闻俱乐部发表声明。他们显然已经和肯尼迪家族达成了庭外调解。p479-494

 

即使是传闻在《纽约时报》社也有一种特殊的效力。一个原因是，每天大部分时间坐在新闻编辑部里的是世界上最爱打听消息的人，是记者和编辑人员。他们能观察到一系列似乎没有意义的细节——这里听到点儿声音，那里看到点儿手势，形式上稍稍的改变——凑在一起就成了一种有启发性的结论。因为编辑部庞大，总有些人无所事事，到处关心别人的事情，他们也就有足够的时间去进行猜测了。 p527

 

记者圈子里，特别是右翼人士暗示说，苏联人之所以给索尔兹伯里发了签证，只是因为他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以上说法都不是事实……在美国是麦卡锡主义横行，是“冷战”最严峻的岁月，莫斯科成了一个充满怀疑和黑暗阴谋的城市。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有冲突；铁托也与斯大林闹翻了；苏联实行了新的国家秘密法案，这个法案如此严格，甚至可以解释成不允许苏联的电话接线员告诉外国人现在是几点。对索尔兹伯里来说，在苏联的这些日子里充满了拒绝和孤独，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每一个举动都受到了监视……当一连几天听不到索尔兹伯里的消息后，纽约总部的一个记者威廉·利斯纳就提前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好了讣告。

如果《纽约时报》的编辑们说清楚，他们在索尔兹伯里的名下发表的那些文章事先都被苏联人审查过了，那么，索尔兹伯里在美国读者中的名声就不至于如此有争议了。有几次索尔兹伯里写信给编辑，要求在他的稿件上插上被审查过的标志，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他经常遭到攻击，被说成是他对苏联软弱的表现。索尔兹伯里不清楚为什么《纽约时报》的管理者不愿意说明他的文章被审查过，但他怀疑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犹太人审查制度在当时十分苛刻，《纽约时报》的编辑们不愿意给他们的报道贴上审查的标签而去对抗美国强有力的犹太复国主义集团。 p538-539

 

《纽约时报》的社论版多年来一直批评越南战争，《纽约时报》在现场的记者发回来的报道一再令约翰逊总统和肯尼迪总统大为光火或窘迫不已。肯尼迪总统一次甚至向庞奇·苏兹贝格建议，报社应该换掉它在越南的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纽约时报》拒绝了。哈伯斯塔姆的报道1964年获得了普利策奖。 p544

 

……鲍德温，他是报社自1937年以来的军事专家。1960年对于U-2型侦察机被苏联人击落，飞行员加里·鲍尔斯没有自杀而被俘虏一事，鲍德温几乎不加掩饰地表达了他的不悦。（“为什么这个飞行员会活下来呢？这是一个只有鲍尔斯先生能回答的问题，”鲍德温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他也许要用此后的一生来为这个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p545

 

索尔兹伯里发自北越的报道开始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就像炸弹一样扔在了华盛顿……其中写道：与美国公报给人的印象恰恰相反，现场调查表明，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美军的轰炸在河内及周边地区造成平民相当大的伤亡……我可以很公平地说，河内居民眼中看到的事实，在美国公报里一点也看不到……

两天后，在描述对北越南定市的毁灭性破坏时，索尔兹伯里写道：不管做什么解释，人们看到的是，美国飞机把数不清重量的炸弹扔在了纯粹是平民的目标上。不管南定也许或者可能发生过什么，终归是平民在领受这种惩罚。

在华盛顿，美国官方第一次向新闻界承认，美军飞行员在试图轰炸军事目标时，也偶尔击中了北越的居民区。 p548

 

还有一些人，新闻编辑部里的小集团之战的党派，找到了攻击索尔兹伯里的新的借口，用《纽约时报》的一个人的话说：“如果河内扣住了索尔兹伯里，我们就停止轰炸。”

但是沃尔特·李普曼写道：

我们所被告知的索尔兹伯里的过错，在于报道河内战争的过程中，他使自己成为地方政治宣传的工具。我们必须记住：所有地方前线战时发布的信息都是政治宣传，而在我们的前线发布的信息是真实和正义的，是为了人道主义和和平所做的努力。

……他没有得到1967年普利策的国际报道奖。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会向普利策奖顾问委员会推荐他后，后者以6票反对、5票赞成否决了这个推荐意见，这个决定在全国多家编辑部遭到了广泛抗议，但于事无补。正如蒙大拿的参议院迈克·曼斯菲尔德后来所承认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报道挑起了“家族血仇”式的争斗，或者如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一位前任主席所说，索尔兹伯里未能获得普利策奖的原因在于，他使“美国政府内外的鹰派丢了脸”，普利策奖顾问委员会的鹰派委员更为难堪。但在这个令人失望的公告做出后，索尔兹伯里亲口说，他根本不在意顾问委员会的否决票，能得到《纽约时报》编辑同事的信任票，他感到更为高兴。 p551-552

 

既然这个世界并非理想的，赖斯顿和《纽约时报》就经常会充当白宫谎言的帮凶。赖斯顿承认，情况是很复杂的，而且无疑不会被围攻系主任办公室的理想主义学生所接受。但既然不管是华盛顿、莫斯科还是北京，都不由圣人治理，所以必须进行道德调解。公众有知情权——但知情权有限度。 p581

 

比起《纽约时报》的任何编辑，赖斯顿对白宫决定的可怕的微妙性更敏感。他希望弱化使全国警觉起来的声音，并为总统免去任何不必要的个人困扰。他认为，新闻界刊登1964年夏天林登·约翰逊总统在德克萨斯高速公路上一边超速行驶、一边用纸杯喝啤酒的所谓“愚蠢的”报道，对约翰逊来说是不公平的。赖斯顿还记得：他当时坐在约翰逊总统的办公室里，一位助手拿来一份报道此事的杂志，说总统读完之后非常烦恼。总统转向赖斯顿，可怜巴巴地说，他的一个大抱负是“团结全国”，但他怀疑能否做到，因为新闻界有些敌对因素，决心把他描绘成“不负责任的乡巴佬”。赖斯顿想表示异议，但约翰逊不想被打断，大声质问，对于一个能使全国团结起来的南方人总统，这个国家是不是“离故乡阿波马托克斯（1864年4月，李将军在此投降，宣告了美国内战的结束）太远了”。赖斯顿承认新闻界确有麻烦，但否认新闻界对南方人反感…… p582-583

 

……一些记者为他们拥护的参议员写稿，并充当他们在政策方面的非正式顾问。在那里许多新闻机构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赖斯顿刚刚崛起时，已经根深蒂固了，以致不可能在新闻界的角色与政府的角色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政客们都有一个可以理解的愿望，就是与新闻界合作，奉迎记者，有可能的话就蓄意迷惑那些最重要的或最关键的记者——但新闻界与政界密切合作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经常都去保护彼此的利益，而不是保护他们口头上标榜的公众利益。 p585-586

 

（罗森塔尔、卡特利奇、丹尼尔在人事调动上，与赖斯顿角逐，最终，业主苏兹贝格站在了赖斯顿一边……）p605-625

 

赖斯顿曾在一次讲话中这样评论记者:“我们没有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采访思想类的新闻。我们极度轻视了观念的对抗而强调了街头的对抗。”p636

 

……他暗示：尽管美国难以自诩“法律与秩序”……1968年下半年，赖斯顿就此问题写过几篇文章，提醒读者注意，自己一身毛病的美国正无限度地凌驾于海外那些有“法律与秩序”而几乎没有别的什么国家。（有点不明句意，也许是：“而几乎无视其他任何国家”？） p638

 

 

由之2024年春季读完

20241225摘录于海上无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