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世界观》 [美]马里乌斯·詹森(发布于2026年01月05日,阅读次)

《日本的世界观》 [美]马里乌斯·詹森

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月第一版 2020年5月第2次印刷

 

……日本国会小心翼翼且不情愿地派遣了一支小规模的维和部队。这是日本战后首次派员参与海外事务（指柬埔寨困局和非洲东南亚难民潮问题）。国会的激烈辩论使它成为非武装部队，以免参与武装冲突。观察家终于明白，大部分日本人对恢复日本“大国”身份感到厌恶。不过，少数政治领袖却认为日本恢复“正常国家”的时机已经来临。他们倡议更改宪法对军事的禁制，以迎合21世纪的现实。被压制半世纪的禁忌议题再次成为可能之事。 ——1995年作者英文版序

 

……日本人的世界观在18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决定性转变。这种转变通常并非由某宗大事件带来，反而是思想界河出版界的一系列大事件带来的结果，并为接二连三的政治事件扫清了道路。

……这变化的结果包括出版一部电力学著作和一部认定西方物理成就优于传统汉学解释的著作。最可以象征这种转变的是，杉田玄白医生于1771年观看解剖一名被处决犯人尸体后所做的有名论断。“青茶婆”的内脏结构，证明了一本荷兰解剖学的理论正确而中国医书错误。后者所说的华夷人体结构相异、尸僵导致内脏易位等并不正确。杉田及其同伴在返家途中，决定翻译那本解剖学著作……1774年，他们出版了这本书的日文译本，从此开启了西方书籍译本进入日本的时代。翌年，杉田在题为《狂医之言》的随笔集中，兴奋地挑战整个中国文化传统。P1-2

 

说日本处于中国文化的轨道上是老生常谈……日本受中国文化秩序的影响非常巨大，甚至是举世无双的。 P4

 

我认为日中关系在密切性和长远性上显然是独一无二的……我且例举互相作用的六个因素如下：

第一，日本的岛国性与孤立状态……日本的岛国性使日本人更加清晰地意识到他们和中国的关系，意识到舶来品的价值。“唐物”独特且容易识别；进一步看，18世纪学者本居宣长所感叹的“汉意”（即“中国精神”）也是如此。此外，诸如医药、绘画、诗词、散文等方面则有“汉方”“汉画”“汉诗”“汉文”等……

第二，直到近代，中国的影响是日本唯一的外来影响。

第三，以中国为楷模的持续性。和影响近代欧洲的腓尼基、希腊、罗马不同，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持续存在，而且具有强大力量。对日本而言，中国是古典时代、是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是18世纪的法国，它是唯一的、经久不衰的文化巨人。

第四，中国提供了非常特殊的模式。它没有刻意去宣扬自己，因为它没有必要这样做……来自中国的唯一一次侵袭，是13世纪时蒙古人发动的，与汉人无关。

第五，日中交往是间歇性的……中国帮忙定义了日本。另外，日本的孤立性使它能适应及同化中国文化，直到“日本精神”——“和魂”——能够包括不少中国文化的成分，所以近代的神道也带有老子和道教的影响。

第六，最后，中国人是从文化角度而不是从地理或种族角度去解释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价值的普世性——使日本知识分子有可能完全置身于中国的文化秩序中……就在1972年，田中首相还鼓起勇气给毛泽东赠送一首据说是自撰的诗，收到的回礼则是一部《离骚》。

……日本文化处于中国文化轨迹之上……在政治社会制度的形态方面，中国模式更是很快便被修改得难以辨认。

日本从未处于中国政治轨迹上（或许应对了前面所言：中国从来不刻意宣扬自己吧。子皮碎语）。 P7-11

 

在17世纪30年代，拒绝国际贸易以维护德川统治正统性成为可能……1637年，日本南部发生了带有基督教色彩的“岛原之乱”。幕府召集诸藩镇压，之后下令全国禁止基督教。

同时，幕府颁布锁国令，取缔对外关系。其中一个诏令告诫说：“日本船只一律不准开往外国；日本人一律不准偷渡出境，违者死罪；任何侨居外国的日本人不准返国，违者死罪。”严酷的镇压消灭了日本的基督教，或者说迫使他们转入地下。直到19世纪70年代，每个村落都有禁止“切支丹（基督教徒）”的告示，规定告发基督教徒者有赏。 P16-17

 

德川时代的一个特色是中国的文学经典比以往更加重要。于是，日本人便有可能而且事实上也有必要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加以区别。“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已经进入满族人的统治，正如几百年前进入蒙古人的统治一样……中国的图书和亡命日本的明末遗民，使满族人征服中国的记忆在其自身施行文字审查后仍长久不衰。

另一方面，中国文明受到空前的推崇。教育的普及和复兴加深了日本对儒家学说的重视。儒学成为精英学校的主要科目，包括大名建立的藩学以及在各城市中兴盛的私塾……很多日本儒学者以他们期望是优秀的中文写成哀歌，表达自己已徘徊于中国文化圈外的哀伤。日本最受尊崇的儒学者之一荻生徂徕曾自嘲是“日本国夷人”。18世纪初期无出其右的朱子学者和政治家新井白石，一方面系念将军的至尊权威，另一方面又冀望得到中国对自己的承认和赞赏。

新井白石欣然承认中国文学的先导地位，但也肯定日本及其统治者在政治上应受尊崇。山崎闇斋曾被学生问到，假如孔子率领军队威胁日本时，他们该怎么办？闇斋告诉他们，以孔子之道行之——抵抗。 P20-23

 

在文化方面是景仰，有时甚至是自卑；在政治方面是疏远，甚至敌视。这就是德川时代日本中国观的特征…… p23

 

满族征服中国，显然使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更趋复杂化。 P26-27

 

到18世纪为止，唯有佛学思想才可能取代儒家思想。由于这两家学说都来自中国，所以中国学问的优势地位并没有在这场竞争中受到挑战。直到18世纪末叶，有些日本思想家准备抵制整个中国思想模式：既抵制佛学，也抵制儒学。其中最坦率的思想家与国学运动有关联。 P27

 

国学者宣称，日本精神是纯洁、自然和无拘无束的，儒家道德规范与它格格不入……国学者的文学理论和哲学理论有时听起来像道教口吻，因为道教传统蕴含中国内部反对儒家秩序与行为规范的成分。 P28

 

伊势神宫迁宫（图片释文）1953年。每隔二十年，伊势神宫就会整体搬迁，重新建造大殿等全部建造，已经持续约一千三百年。 P29

 

本居宣长是雄辩高手，也是大学者。他在辩论中歪曲中国传统，甚至丑化儒家学说。他的词锋大部分针对日本腐儒。这批人为数众多，对待一切问题都把中国放在第一位的做法激怒了国学者。正如哈里·哈路图尼安教授所论证的，在某种程度上，国学者更多地把“中国”用来暗喻一种规范价值体系，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国家；他们真正在讨论的是思想本身，而不是思想的来源……中国的优势在任何时候都与活跃的日本自我意识共存，而18世纪末叶之后这种优势迅速丧失根基。 P32

 

许多长崎的访客也总是渴望从江户雇主那里了解日本的情况……他们都不是荷兰人——向西方提供了介绍日本的最好资料。通贝里和西博尔德分别在1775年和19世纪20年代吸引了不少日本学生，从而形成尔后日本科学界的核心。

……杉田玄白和前野良泽这两位观察者都是学荷兰文的医生，前野在1770年获准在长崎停留几个月。这次解剖在杉田的回忆录《兰学事始》中有详细记录。 P36-37

 

杉田几乎不由自主地写到：“‘兰学’这个新名词在社会上出现和传播，并在全日本流行起来。”

翻译的时代就此开始了……杉田回顾说，汉学有朝廷的全力支持，还派有遣唐使，而兰学不同于汉学，但为什么它变成这样重要呢？杉田最后回到这个问题。“当时我从来没有想到兰学会变得如此之盛。汉学是修饰文章的学问，所以发展缓慢，而兰学则是将事实原原本本地记录，所以会更容易接受吧。”不过他仍然承认，也可能是汉学先“开人智见”。

汉学有时是错的，例如在人体组织方面；有时又不切实用，因为它通常和保守主义、愚民政策相联系。 P38-40

 

不过，兰学者的影响也不能过分强调……新学问的具体成功有限，而且在日本开港以后，大部分新学问在以英文为主的西方科学资料的大批进口后黯然失色。儒学的价值和中文读写仍是教育的基础。不过，德川幕府在19世纪50年代被迫开港时，就为将来做了准备。该政府从全国各地召集一批兰学者，成立研究蛮夷学问的研究所。该所经过几次变更，成为东京大学的前身。 P43

 

日本的各个思想传统对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多变都起了作用：儒学强调义务和忠诚，国学推崇尊王思想与国家神圣，而兰学着力于证实国家危机。 P45

 

鸦片战争的消息使中国优越性的观念声誉扫地。中国暴露了军事上的虚弱，尤其震惊了主张中国楷模至上的日本保守派……事实上，这个时期令人注意的特色之一就是，诸如魏源等中国作家在日本的影响比在中国影响更大……中国战败的消息，在日本引起了一种危机临头之感。 P47

 

1862年使团的报告中，首次提到西方社会的矛盾。工业城市及其贫民窟的情况、各国的国势和影响力的序次开始成为观察的焦点。P54

 

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在国际威望序列上，中国的地位迅速下降。这部分是因为日本人知道外国对中国的评价，而在他们造访依据条约开放的中国港口外围后则加速了这一变化。他们在上海的见闻使其深信，类似的丧权辱国绝对不能再日本发生。

……不过，日本还没有对西方国家排列次序——这需要更多的游历、更多的观察和更多的经验。这就是明治初期使团的任务。 P57

 

对于这种西方进步学说，最有影响力的传播者就是福泽谕吉。他三游西方，经历丰富……他写成了著名的小册子《劝学篇》……该书开卷的名句“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但是，1887年的福泽迅速变化，转而承认人与人有大不同，不过他把这些不同归诸努力与勤奋。P59-60

 

美国的选举制度使他们怀疑，美国人民是否有能力选出以及领导人是否能准确支持那些哗众取宠之上的人才……归根结底，岩仓使团对美国感兴趣的是意志、资源与生产力的结合，这些也是吸引明治维新初期学生到美国的因素。

大英帝国在领土规模、历史和生产力结合方面为日本提供了更多的榜样，因此使团在英国停留了122天。

久米及其同事尽力看清他们访问的国家的实质，关注更深远的趋势。就他们看来，东方和西方基本的不同在于西方民族的不安、浮士德精神，以及对物质世界的强烈竞争意识。他们天生欲望强烈，而东亚人则韧性较差。

无论这些区别的根源何在，但现在处于西方国家控制的国际社会明显像一个丛林，“国家之间表面友善而暗中猜忌”。……木户孝允在1868年就写到：“万国公法只是用作凌弱的工具。”……同样，福泽谕吉于1878年写到：“一捆友好条约还不值一筐弹药。”显然，日本必须要适应这种情势，增强自身力量。 P65-66

 

在每一个被访问的发达国家，使团成员都被该国对历史的尊重和重视打动。西方国家现在的进步，深深源于人民的历史经验……东方没有西方的博物馆，而它们是启发国民心智的手段。P67

 

梅奥教授引述久米对日本佛寺与欧洲大教堂的对比：“把本愿寺与欧洲的大教堂作比较，就好像把茅舍与华厦作比较一样。我对西方教会挥霍人民财富建筑教堂的程度感到诧异。”至于俄国，久米这样说：“国家愈落后，宗教迷信的影响力愈强，人民也愈崇拜偶像和动物。”他进一步认为，虽然各地的上层阶级都标榜崇敬宗教，但实际上是利用它增强人民对权威的服从。显然，使团撤销对基督教禁令的结论并非因为儒家理性主义的削弱。 P68

 

1868年至1902年，日本签发的留学护照达到11248份，这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留学潮。……但同一个政府数据显示，在岩仓使团归国后十年内，所有官费留学生都到了德国，因为政府认为，中欧在科学、政府、法律和军事组织等方面的模式更适合日本。 P70-71

 

久米尤其瞧不起鸦片在中国泛滥成灾。这些直接见闻，使日本知识分子长久以来对中国文明与风雅的尊敬丧失殆尽。

 

……福泽在1885年说：“虽然中国和朝鲜都是日本的邻国，但也不必给予特别同情，我们正应该模仿西方国家对待他们的态度处理。近墨者黑，我从心底里要谢绝东亚的恶友。”……伊藤在1884年制定日本新爵位的称谓时遇到同样的难题。他写信给下属官员说：“我很烦恼。看起来很难避免采用中国制度。假如您有其他注意，请告诉我。” P72-73

 

1887年，井上馨外相直言不讳地说：“让我们把帝国变成一个欧洲式帝国，让我们把人民变成欧洲式人民，让我们在东海建立一个欧洲式帝国。”……但日本很快就掀起了重新肯定日本文化自我意识的反潮流运动。

新日本主义摆脱了中国形象，但也默默采用了许多中国的传统价值……以儒家的忠孝观念作为日本“国体之精华”和“教育之渊泉”。……于是，求新知识的历程整整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起点。

新日本主义的思想理论由一群从事新闻工作的思想家创立……这位青年作家就是三宅雪岭的追随者内滕湖南，日后日本第一流的汉学家。……正如近东文明在西欧达到顶峰，自中国发源的东亚文明在近邻日本开花结果。然而，欧洲已在衰微，欧洲人亦开始感到物质主义的空虚，这正是日本不可多得的时机。“日本的任务不是把西方文化引进中国，也不是保护中国的古董并把它卖给西方。日本的任务是振兴具有独特趣味的日本文化，并使其光照四海。日本位于东洋，而中国是东洋的最大邻邦，所以日本必须在中国开始这项工作。”从内藤在19世纪90年代道出的这番话中，我们可看到全新的日本世界观和使命感正在萌芽。

……1878年，久米进入修史馆（东京大学史料编撰所前身）工作，并在1888年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日本史教授。这时，他的儒家理性主义和西方偶像破坏主义，使其以学者性的批判态度对待日本早期史籍的真实性问题……于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与新日本主义产生了分歧。这位19世纪70年代的史学家成为19世纪90年代新正统学派的最早牺牲者之一，被迫从帝国大学提早退休。此后，久米到早稻田大学任教，继续撰写日本古代史。不过，他对早年的激进主义行为感到后悔。

在上一讲，我以杉田玄白的时代发生了令他本人都震惊的变化作结。在他看来，自己翻译医书所激起的涟漪已经发展为一股浪潮。1990年的久米也相信，自己一生目睹了空前的变化……“我生活在古今最有趣的时代，而且有幸能够从最好的位置观察它。当我们在1872年出国时，欧洲文明正值全盛时期，英国的自身形象无与伦比。但在我们有生之年，在短短的五六十年光景里，英国已经开始衰落。”久米觉得衰落的根源是西方的物质主义。他希望日本的情况会好一点……p75-78

 

晚年的久米乐观地认为，日本要担任维护世界和平的角色，但在1931年他逝世后数月，日本就霸占了中国东三省，开启了穷兵黩武的暴力时期，直到1945年投降。他与杉田玄白一样，都期望日本会继续进步，但事实证明两人都错了。 P79

 

 

此后，日本的国学者便标举一种纯化的民族本质，以证明为捍卫民族传统而从中国转向西方的合理性。久米邦武那一代人体验了西方影响的浪潮后，目睹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创立。它以儒学、国学混合而成的规范价值为中心，旨在保护日本文化免遭外来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破坏。在20世纪，这一切导致了日本内部植根于对立之中的深刻矛盾尝试：他们要维护本土文化的优越性，要通过进口文化来加强本身的传统文化，最终要通过帝国主义手段来打到帝国主义(可惜它的行为却不是打到帝国主义，而是行帝国主义行强盗之为。子皮碎语)。P82

 

他不赞成愚蠢地扶植新的傀儡政府，认为日本无视中国的民族主义将会断送在心理战和政治战上获胜的机会。1937年，石原在参谋本部任要职，竭力防止“卢沟桥事变”扩大为全面战争。他深知日本的计划和巩固力量还处于很原始的阶段，不足于冒更大规模的战争风险。此后，他和东条英机大将争吵，以令人震惊的叛逆行动指摘东条英机，结果提早退役。 P86

 

在天皇的支持下，最高司令部镇压了1936年东京的叛乱，苏联武装力量显然也抑制了日本在1938年、1939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和西伯利亚边境的冒险主义行……p87-89

 

……较之国际秩序的根本重整，那更是因为日本未能成功地找到途径去实现令自己满意的国际威望。矛盾与混乱导致了一系列仅根据策略而不是战略的决策。忽略所有颂扬果敢的华丽辞藻，只要研究一下产生战争决策的会议记录，就明显会知道他们做的是短期计划，在那里一厢情愿地设想旗开得胜后状况。

……现代日本此前遭遇的危机都走向最好的结局，这鼓舞了他们。

失败是从中国开始，我们也可以说，失败是由于日本不能构想出能应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贯性世界观，反而很快将其顽固地认为是反日表现。 P92-93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明治时代仅存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公爵对这种情况发表了雄辩的言论：政府只是被军部牵着走，这种形势实在是不幸。

一些日本学者以为，这种心理状况与日本人喜欢用“是”多于用“做”或“去做”有关……记录不能写成“我们做了这些”，而应该是看上去自然形成的，如：“事情以这种方式发生（原文有日文表示）”。决策的过程可能含含糊糊，但结论却不能改变。 P96-97

 

日本在1945年投降，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势”或“大势”……许多日期可能看作主权正式且实际上收回的暗示：1952年，日本同多国签订《旧金山和平条约》；1954年至1955年，日本经济首次超越战前；1958年，日本制定第一个防卫计划；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至1972年，首相佐藤荣作欢呼冲绳岛归还日本意味着战后时期的结束……1974年，佐藤荣作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引起一阵诧异。

战后世界被两个超级大国控制，日本幸运地只被其中之一而不是两个一起占领。 P98-99

 

美国认定保卫日本对自己的利益极其重要，从而使日本能进行庞大的储蓄。它开始于美国对战后日本宪法第九条的坚持。虽然不清楚放弃战争作为政策工具的理想主义举措究竟是麦克阿瑟将军还是币原首相提出并负有最终责任，但今天无疑可以确定的是，麦克阿瑟将军强烈支持解除武装，即使美国政府在1948年要求他调整立场时也置之不理。 P103

 

在1974年夏天，我听到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的选举演说。他向听众保证，虽然保守派指出日本共产党会推行类似于苏联和中国出现的政策，但日本共产党毫无此意，因为根本没有这种必要。俄国和中国都是不发达的落后国家…… p104

 

美国突然转向与中国大陆关系正常化，不但使日本措手不及，而且似乎暗示这个主要盟友的反复无常。事前未与日本磋商，或许暗示着美国不信任日本。 P111

1977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位列世界第三位，是美国的三分之一，次于苏联，略超英法两国的总和，并超过东南亚总和的八倍以上。 P112

 

也许最重要的，是再没有别的国家可以充当日本的楷模。对日本来说，美国的重要性及显赫地位无疑仍居于所有国家之首，但越南战争、水门事件以至最近的经济不景气等一连串弊病，美国力量和智慧的限度全部暴露出来。欧洲的旅游和文化仍是日本关注的重点，但其制度已不再如昔日一般能成为日本模仿的对象。

日本人对中国看法的变化也许最饶有趣味。我在前面谈过，某种程度上，日本人早年以中国为标准来衡量自己：首先按中国文化理想的标准而感到自卑，之后从日本现代化着眼而更加自信。第二次大战后的一段时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再次成为日本人仰慕的对象，不过这次仰慕来自左翼分子……除了虔诚的中国迷之外，“文化大革命”让所有日本人幻灭。不过，抱持各种信念的日本人皆认为，日本被美国对中国大陆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政策钳制，又害怕被他们的强邻孤立。涉及《日美安全条约》的对华政策一直以来都是最容易分裂日本内政的问题之一。

尼克松和基辛格转向北京的举动，低调地宣告日本旧有的对华政策告终。这次轮到田中角荣了。他匆匆赶到北京，并且比尼克松做得更彻底，一举扭转了日本与中国大陆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关系。美国转向中国没有事前与日本磋商，引起日本人的愤慨，但我认为，日本政府很可能是美国此举的最直接受益者——中国突然不再是影响日本政治分歧的问题了。 P117-118

 

日本之所以渴望有个角色，部分原因是要达到某种形式的独立自主及独特性，但重整军备和建立强大武装势力的政策毫无新鲜感可言……日本是唯一一个招惹不起任何敌人的大国，也是唯一一个不属任何类型军事或区域同盟的大国。日本是唯一一个完全无须依赖生产军备来供应本国和外国的工业大国，也是唯一一个完全不受任何邻国威胁的主要大国，而这些邻国对不久前取得的胜利都感到满足。日本的制度以民主与和平为前提…… p125

 

松本生于1899年，于东京大学毕业，然后继续在母校深造……几年之后，他到美国耶鲁大学做研究工作，然后再到纽约。他在那里领受了查尔斯·比尔德的教导，深信日美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中国。 P126

 

由之20251212阅毕

20260105摘录于海上无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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