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窃历史》（英）杰克•古笛 著

……但对亚洲主要文明的忽略，换言之，对欧洲概念中”亚细亚国家”的忽略，将是一个严重得多的问题。这一问题要求我们不仅要重新反思亚洲，也要反思欧洲的历史。伊本·赫勒敦（ Ibn Khaldun )赞同历史学家特雷弗﹣罗伯的观点，认为东方文明的建立比西方文明更为牢固。东方有着”稳定的文明，这一文明有着很深的根基，以致文明在改朝换代中仍能持续不断”。但大多数欧洲历史学家几乎都不同意这个观点。导论P3

最后，世界历史一直被那些始终将欧洲铭记在心的或专业或业余的历史学家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分类方式所主导。也就是说，一种”进步”的时段划分为了自身目的而突出欧洲特殊轨迹的历史背景。因此，封建主义本质上是欧洲的，说明这一点毫无困难。尽管连库尔本（ Coulbourn ）这样的学者也尝试过使用比较的方法，但依旧是从西欧开始，最后又回到西欧。这并不是比较法从社会学意义上如何研究的问题。如我要表明的，人们必须从单独的土地所有权等特征开始，建构多种类型的特征图式。 导论P8

……正像许多科技史学者所注意到的那样，东方对西方后来的成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的目的是要展现为何欧洲不仅简单地忽视或削弱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结果也误解了自己的历史；而且还要表明这种历史概念和历史分期如何妨碍我们对亚洲的理解，而这种方式对理解过去和未来都同等重要。 导论P10

从19世纪初期开始，西欧人便出现在世界各地，这是殖民征服与工业革命的结果，由此，世界历史的建构便由西欧所支配。然而，其他文明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所有的文明都只是一部分），比如阿拉伯、印度和中国文明。事实上，大多数文化本身都不缺乏过去与其他地区相互联系的观念，只是比较简单而已，但很多研究者却更愿意将这些看法放在神话而不是历史的标题之下。所有形容欧洲成就的用语，与形容一些比较简单的社会成就一样，喜欢把他们自己的历史强加给整世界，表现出种族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产生于基于人类认知的自我中心主义冲动的扩张，而扩张所具备的能力要归因于欧洲对世界大多数地区事实上的控制。我必须通过我的眼睛，而不是别人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正如导论中说的，我也清楚地意识到，对世界历史两种相反的观点产生于近代。但在我看来，那场运动并没有从理论上深入探究，尤其是在考虑世界历史的长时段方面。 P3

阿梅斯托写了一本关于“我们的千年”的世界史，书的后半部分讲述了西方支配下的“我们的历史”。和很多历史学家不同，他并不认为这种支配根源于西方文化，而认为世界的领导权会再一次轻松地传到亚洲手中，就像先前它从亚洲传到西方一样。然而，这一讨论构架不可避免要牵涉基督纪元的时代、世纪和千年。在人们的头脑中，东方和现在的中心一样往往拥有另外一个千年。

对时间的独断不仅表现在以基督出生为标准的所有年代，还体现在计算年、月和周的每一天。在某种程度上，年代本身就是一种主观的划分。我们使用恒星的循环，其他人则采用月亮历的12个周期顺序，这多多少少是习俗的选择。在两种体系中，一年的开始即新年是主观的。实际上，欧洲人使用的恒星纪年并不比伊斯兰教或佛教国家的阴历纪年更具”逻辑性”。欧洲人对月份的划分也是主观的。其选择或是主观的年份，或是主观的月份。事实上，我们的月份跟月亮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伊斯兰的月亮历却明显更具”逻辑性”。但将恒星或周期纪年与阴历月份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历法体系都存在一些问题。在伊斯兰历法中，年份根据月份变化，而基督纪年则相反。口头文化中，季度和月份的计算都能单独使用，但是在文字文化中却要求两者的调和。 P5

相关的古典和世俗的人文主义，导致了宗教改革和对既存教会权威的抛弃，当然还没有完全取代它的位置，但两者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知识结构一定程度的解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广义的科学探索。而在同一时期，中国毫无疑问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那里没有一统的、主导性的宗教体制，因此，世俗知识的发展允许检验或重估既有的知识，而不像基教或伊斯兰教那样受到阻碍。但宗教双重性、科学和超自然力量的共存，一直是同时期各个社会的特征，尽管这种混合状态现在已经完全不同，社会更多地被分为”信教者”和”不信教者”。自启蒙运动以来，”不信教者”享有越来越多制度意义上的地位，但是两者仍然被锁进特殊时代的宗教概念之中。西方的观念逐渐主宰了多文化、多信仰的世界。  P7

……晷、滴漏和水钟。中世纪的僧侣用蜡烛来计算时间的流失，而中国很早就开始使用复杂的机械设置。但钟摆器械却是14世纪欧洲的一项发明，它发出”滴答”的声音，控制弹簧的松紧度。擒纵器和机械钟从公元725年起就出现在中国了，但擒纵器械没有像西方的钟表那样在后来得到改进。P8

盗用时间观念还有另一种更普遍的看法，即认为西方观察时间的特点是线形的，而东方则是环形的。即使是孜孜不倦于重现中国科技的著名中国专家李约瑟，也赞同这方面的重要观点。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过于泛化的特征，采取绝对的、概念化的，甚至是本质先于存在的形式，错误地比较了文化及其潜在的能力。的确，在中国，除了长时期的年代计量，还有短时间的关于年岁周期的计量，以此，某年某年（比如猴年）便能规律循环。这一点与西历和占星术完全不同：西历中只有月份不断重复……  P9

一个更大的循环趋势，即白天跟着黑夜、月亮追着太阳。那些认为只有线形模式而没有环形模式的单独计时的观点是错误的，它也反映出我们对进步的、向前看的西方和静止的、向后看的东方的看法。P10

……意味着所谓的现代科学的构成结构仍然是西方的。在此意义上——其他也是一样，全球化意味着西方化。普遍化在历史分期的语境中更多是社会科学的问题。无论学者们怎样为韦伯式的”客观性”而努力，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概念更贴近产生它们的社会。举个例子来说，”古典时代”和”封建主义”两词显然是根据单纯的欧洲语境来定义的，反映了欧洲历史的独特发展。当把这些概念运用到其他时段和其他地区中，它们真正的现实局限呈现在人们面前时，问题就出现了。

这样看来，知识积累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使用的这些概念大部分都是欧洲的，许多概念最初是在希腊人恢复识字能力后的思想运动中确定的。正是从那时起，哲学领域、科学学科领域如动物学得以展现并为近代欧洲所接受。而与欧洲知识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哲学史基本上是自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史。近年来，西方学者逐渐对中国、印度或阿拉伯思想（即被记载下来的思想）投以少许关注，但对无文字社会的关注几乎没有，即便我们已经在像加纳北部洛达基的巴格里传说这样正式的口述史料中发现了一些基本的”哲学”命题。因此，从定义上来说哲学几乎就是一个欧洲命题。像神学和文学一样，比较神学和比较文学只是最近被塞到全球兴趣的一块面包而已。现实中，比较史依然还是一场梦。 P15

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表明价值观的进步，尽管相反的设想主导着西方。这里，我要特别关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宏大历史观念、西方把自己的发展轨迹强加于世界各地的方式，以及已对此产生的误解。整个世界史已经被看作不同进程的系列组合，这些进程被想当然以仅仅发生在西欧的大事所设定。 P19

字母改进（如列宁所说）作为”东方革命”, 是促进民族国家反对多民族国家的副产品，因为民族国家被看作为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最好的条件。这恰是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很明显，中国文字的交流超越了民族语言的水平，它以各种语言来传授儒家思想，汉语具有多民族国家而不是单一民族的特点。

希腊从古风社会向古典时代过渡的一个特征是丧失了读写能力和 B 型线形文字。在青铜时代后期和铁器时代之间，希腊有一段不能读写的时期，伯纳尔力争这一观点。②他认为西闪米特的字母文字在公元前1400年就已在爱琴海传播，与 B 型线形文字共存。他还认为一定有些文献从那一时期幸存下来，但至今尚未发现；纸草文献在欧洲的气候中遭到了严重破坏。不过，他意识到在公元前12-前8世纪之间，也即迈锡尼宫殿文化瓦解之后，有一次不可估量的文化倒退。 P26-27

然而，在前古典时代的希腊已显雏形的很多特征，在其他社会中也能找到。比如说到希腊特殊的道德哲学，却忽略了像孟子这样

的中国哲学家的著作。更重要的是，它可能还忽视了像洛达基巴格里口述史料这样的口头文化中的道德和哲学雏形。P33

事实上，他一直认为，“从某种意义上，古希腊的确创造了现代社会”。人们也可能会说，现代社会“创造了希腊”，总之两者纠缠不清。欧洲文化中好的东西都能在希腊找到根儿，而它又是我们身份的一部分。布克哈特实际上也写过一本关于希腊和他的祖国——德国的”神秘联姻”的著作，因而认为古代拥有一切标志现代的好东西。如此主张肯定会招来批判性读者质疑的眼光。 P34

在欧洲，直到19世纪，民主都没有确切表现为一种明确的积极价值，体现在集权政府的发展上是：急剧增长的文职官员和军队需要源源不断的财政拨款，通过税收从老百姓那里搜刮而来。即便在那时，一些政治思想家仍然鼓吹一套”有钱人”、”少数人”、”精英”的强硬统治。 P52

我们获悉迦太基、腓尼基人对地中海文化贡献的一个难题是对他们的书面记载所知甚少。自从腓尼基人有了字母文字，他们显然保存了各种记载。而且，约瑟夫（ Josephus ）后来写道：”在这些与希腊联系的国家中，恰是腓尼基人对文字的使用最为广泛，他们用文字记载生活琐事和公共事务的庆典。”他还提到，”过去很多年来，提尔人一直记载他们自己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以及与外族交往的公共事件，并由国家汇编和保存”。①这些文献都没能幸存下来，但它们可能被记在从埃及进口的稀少的纸莎草纸上，而不是更为持久的泥板碑文上。腓尼基人的碑铭大多很短，一般发现于沿海城市，其他地方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除非我们将视线延伸到犹太教。P68

描述发生在东方事件的概念表现为”东方例外论”，描述西方系列事件的概念表现为”常态”，这是种无凭无据的欧洲设想，这一设想在19世纪占据了有利位置，并声称它指明了通往”资本主义”的唯一道路。这种观点产生于混合的资本主义概念中，广义上说，是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经常使用的”资本主义”一词，意指工业生产发展这一非常特殊的经济行为，通常包括”生产性投资”（虽然这是农业社会的一个普通因素）。当西欧本身成为19世纪的”例外”时，先前区别于其他主要文明的独特之处此时并不明显，除了”大航行时代”的优势以外。而”大航行”可能与”枪炮和帆船”的技术发展以及其后西欧对中国古老的活字印刷技术的吸收有关。这一发展鼓励了信息传递（和积累）更加迅速，但这是中国和阿拉伯文明很早以来一直享有的优势，因为他们使用纸张，并最早用于印刷。 P69-70

“封建主义”一词有很多种用法。一般情况下，它是指不经选举、不劳而获的阶层，比如最初的贵族院。在更学术性的说法中，我们可以采取斯特劳约（ Strayer ）的区别：”一类学者用这一词语描述一种学术思想：封侯依赖地主和土地财产（及其附属的经济利益），占有封地采邑的组织形式。另一类学者把封建主义看作一个概括性的词语，总结了中世纪几百年来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  P72

东方和西方军队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对于维护法律、维持社会内部秩序、抵御外部入侵、海外征服、为货物（如细陶器）寻找市场提供服务来说，军队是一种重要的机构。相比西方，”东方成功地使他们的军事机构近乎完整地幸存下来”。军队”一直是国家授权的机构，但不是独立的力量，按名义上的主人指令行事”。  P83

但是，中世纪早期的确体现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犁的使用导致了种种变化，不过这些主要是早先实践的发展。另外，还有大量的发明，这些是”罗马时期的巨大进步。其中一些是从其他地区传过来的，但被打上技术标志，成了后来西欧的文明特征”。没人怀疑欧洲后来的技术成就，但是，很难说清楚那些从海外借鉴来的发明如何成了西欧的技术标志。上述观点体现了技术领域中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因为我们后来有它，所以我们以前也有它。”这个”它”是假设的技术”层面”，是我们继承的精神内容的一个方面。事实上，这些引进的先进技术确实是别人的发明，尤其是中国的发明。根据林恩·怀特（ Lynn White ,1972）的说法，那时引进的主要发明是马刺、马蹄铁和水磨。  P88

我们需要认识到，19世纪（或更早）的优势并不一定要按因果关系追溯到中世纪，追溯到独特的封建主义。的确，在埃尔文所谓的庄园体系（和李约瑟的”官僚制封建主义”)，或尼赫鲁等人关于印度资本主义的路径受到殖民征服的阻碍等观点的影响之下，早期独特性的命题如何与中国学者”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取得一致呢？它又是如何与彭慕兰和布雷（ Bray ）这样的学者达成一致，而这两位学者认为直到18世纪末，中国的某些地区和欧洲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是并驾齐驱的。 P102

的确，亚细亚专制主义的整个理念总体上都是不适当的。孔子的《大学》非常有趣地展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特征，至少是理想中的特征。孔子的观点与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典型方式相距甚远，他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的支持直接来自统治者的德行。需要赢得人民支持，意味着要有商议过程，这肯定就不是独裁统治。统治者必须帮助他的子民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也就是天堂里的生活。 P114

“火药的’发现’和火器的出现，尤其是它们在战争中的运用”是中世纪晚期的特征。火药由中国在7-8世纪左右发明，据李约瑟说，”真正”的火枪、手持火枪或大炮……大约出现于1280年。数十年间，这些武器很快传到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火药和火器传到土耳其的确切时间并不清楚。据说火药装置在13世纪30年代由蒙古人传过来，13世纪中叶，它们作为器械被引入到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一些独特的火器也在14世纪末期被引进。欧洲很快意识到新式武器的价值，把它们改进成加农炮形式（据李约瑟说，中国在13世纪就运用了初级的加农炮)。14世纪20年代火炮被用于围攻，30年代装在船上使用。14世纪中叶，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开始使用，直到14世纪80年代，奥斯曼帝国才知道这些武器。15世纪50年代，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时使用了火炮。15世纪初期，地中海的欧洲舰船装上火炮，使得他们能够征服海洋。 P116

布罗顿在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提出疑问，“文艺复兴”这个词在事实上是不是“被发明出来建构一个关于欧洲文化优越性的令人心悦诚服的神话”？当然，这是看待文艺复兴的常见方式。历史学家米什莱在《法国史》(1855）的最后一卷中写道，文艺复兴意味着”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人重新发现了自我”，在他看来，这一事件与其说是欧洲的，不如说是法国的。 P146

在人们理解中国的意识形态背景之前，中国经济不能在独立商业活动中获得发展这种认识是很奇怪。埃尔文在导言评论中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一点，他写道，”把一个声名赫赫的阶级国家的命题撇在一边，这个国家在第一个千年一直走在前列，后来却鲜有成就”，我们在中国看到了很多变化。他批判李约瑟”官僚制封建主义”的概念，因为两千多年的变化太长，不允许人们贴上任何一个单一的标签从而与”所有阶段相匹配”。这一用法是李约瑟强调”连续性”、”整体论”这些几乎是”中国精神”的内在（他用的词是”本质”）特征，而”生物化”中国历史的某些倾向。李约瑟往往赞许地把中国精神看成”宗教融合”的产物，因为中国不是由单一的宗教形态支配的。”从宋到清，中国有大量的私人采矿。在宋代，个人的信用方式和清代一样广泛，宋代也经历了像’钱庄’一样的私人金融机构的兴起。在清代，长途资金周转最先由山西票号运作起来，这些票号虽然要依仗官府，但运作上都是个人的。”埃尔文的论述展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信用和商业运作的图景，而不是像李约瑟解释的那样，这种景象在东亚其他地区更有秩序，更接近欧洲，并再次斩断了欧洲早期优势设想的根源。李约瑟不得不谈到的中国古代科学和他对经济的看法，两者之间明显矛盾的要害也被埃尔文的评论击中：似乎李约瑟个人并不满意解释中国历史发展逻辑的构想，这一构想也完全不同于同时期的苏联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牢固的、欧洲中心论的程式，由此得出结论是欧洲资本主义之前没有资产阶级。P165-166

尽管如此，李约瑟仍然一直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科学知识的星火在欧洲点燃。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P171

子皮碎语：两百年前，当西方列强的枪炮代表着文明横扫了野蛮世界，从此世界的财富、世界的话语权便被西人把持着直到现在，他们掩盖了“偷窃”行为，不仅偷窃着财富，而且偷窃了文化、科学技术……占为己有。